虎穴七英---军统电台特支案

玄诺

1940年的一天，坐落在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受抗战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产党坚持抗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精神吸引。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他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第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派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相信自己，张蔚林、冯传庆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他们向叶剑英提供了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每次取送情报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虽然安排得非常的隐蔽，但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叶剑英正在考虑必须有人代替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叶剑英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由延安派回四川，利用自己家庭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家英，又名余硕卿，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今崇州）人。1938年2月从成都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集训3个月后，转到抗大学习。因为没有合适的军装，她仍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把衣袖挽得高高的，走路也像小跑一样轻快地一蹦一跳，嘴里轻轻哼着歌，每逢开大会，会前和中间休息时总有歌咏活动，只要啦啦队呼喊：“女生队，唱一个！”黎琳就猛地站起来，甩一下短发，打着手势指挥：“黄河水，黄又黄，一二三唱！”她个子不高，指挥起来手势有力，节奏分明，她的活泼、美丽、潇洒让很多年轻人围在她周围，跟着她的手势引吭高歌。同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李清结婚。新婚不久后，黎琳接到新的任务要离开延安，离开丈夫。在延安兵站，黎琳与新婚丈夫告别，她紧紧握住李清的手：“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几十年后，李清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热呼呼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

1939年，黎琳来到重庆。在曾家岩，看着前来报到转关系要去成都的黎琳，叶剑英是上下打量，左看右看，弄得黎琳非常的尴尬和不安。她轻轻地问了一句：叶参谋长，我是来报到的。叶剑英完全没有搭理黎琳的话，他看着黎琳只是不停地点头，脸上却在微微地笑着，只说了一句“你先在这里住下”的话，就上楼去了。正当黎琳在那里苦苦猜想的时候，上楼的叶剑英非常兴奋地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延安派回四川做统战工作的黎琳来报到和接受任务的情况，还没有等周恩来讲话，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他的一个大胆的建议！他提出：改派黎琳在重庆做与军统电台张蔚林、冯传庆的情报联系工作！黎琳从延安来，经受过革命的锻炼，又有城市姑娘的气质和风度，很适合作联络掩护工作。周恩来在听了叶剑英对黎琳情况分析后，果断地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在“周公馆”负责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派人跟黎琳谈话，要她白天开始对重庆的街道、对重庆的城市进行熟悉，要她上街购买衣服、化妆品，打扮自己，晚上派专人辅导她学习党的文件、学习有关开展秘密工作的纪律和规定。

一天，叶剑英同志亲自找她谈话，向她具体交代了新的任务：一是领导军统电台支部，掌握思想情况、加强教育和组织领导；二是通过建立中转站转送情报给南方局；三是在军统电台里继续发展秘密党员。叶剑英同志郑重地告诉黎琳：做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南方局军事组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军统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的妹妹，假说从上海老家来。11月底张蔚林从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南方局军事组对张露萍穿什么衣服，如何化妆，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再往“周公馆”送，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他们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X光透视机”，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了个通透。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屏-|-蔽-|-词-|-语-]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被我们的同志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山城出入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再加上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却不理，有同志兴高采烈想与她打个照面却被冷漠地拒绝！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只能够这样。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说她成为了叛徒！这一点，也成为了多年后不能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被关禁闭，禁闭期间无法与党组织联系。怎么办！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离交班时间还有2个小时的机会，离开工作岗位，径直向南方局军事组去汇报。张蔚林跑到南方局军事组后，汇报了发生的情况。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经反复分析研究，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扣押他只是为了惩罚，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军事组要求他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原来，当张蔚林离开岗位去南方局军事组报信时，恰遇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检查，发现无人值班、电台又处于非工作状态，立即派人找当班的张蔚林。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叶翔之搜查了他的值班住处，发现抽屉里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另外，叶翔之还发现了张蔚林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凭着经验的判断，叶翔之觉得张蔚林有问题。当晚，军统特务总队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并且逮捕了平时与张蔚林接触密切的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在个别审讯中，安文元在酷刑下叛变，交代了由张露萍领导的电台特别支部的全部情况。戴笠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是整治共产党的最好把柄，他下令严格仔细清查被捕人员的全部物品，结果发现了与成都张露萍的联络地址。军统经过推敲，以张蔚林的名义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兄病，速回渝”的电报，按照纪律规定，张露萍在给南方局军事组拍电报报告此事的同时，买票动身回重庆。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由成都发回的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了，根本使营救无法实现！张露萍也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军统特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严密的监视看管下，故意让张露萍出现在“周公馆”附近，并且让她来回在“周公馆”大门外走动。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计谋，她强压泪水，慢步在中山四路，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进到院子里了，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她日夜思念的“家”呀。只要跨进去，她就可以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可以再大声唱“拿起刀枪干一场”，但她没有进去，她就是不往曾家岩看一眼，虽然她是那样的熟悉那个地方、向往那个地方，但是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为了党组织的利益，她坚强地走向前方！最后，监视和跟踪的特务只得失望而回。

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后是万分震惊！一反常态地将戴笠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一再在我面前吹嘘军统如何厉害，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屏-|-蔽-}的尖刀都插到你心脏里了，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屏-|-蔽-}的电台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始终只得到张露萍的“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张蔚林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始终坚持对军统电台支部的领导，把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她始终教育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张露萍等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身体很虚弱。几个月来，张露萍他们除了被审讯就没有再与自己的同志打过交道，到了息烽监狱张露萍见到了她非常熟悉的罗世文、车耀先，当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张露萍竟然失声大哭了起来！罗世文、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要和她接触，她却总是尽量地回避！作为“军统严重违纪”分子的他们，在狱中也不能改变这个“名不符实”的身份啊！所以，在息烽监狱，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看见自己的同志，得到的却是愤怒的目光！车耀先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从小与自己的女儿一起，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怎么会跟军统特务违纪分子搅在了一起？他曾经试图从张露萍嘴里知道答案，但张露萍告诉他：“车伯伯，一些没有必要知道的情况，我就不告诉你，你以后也别问，好吗？”

张露萍在狱中养了一只鸡，难友徐宝芝生了小孩后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哭，张露萍就每天把母鸡下的蛋给小孩吃。难友们见她身体也不好，劝她把鸡杀了营养一下身体，她回答说：“不杀，留下生蛋给小妹妹吃。”徐宝芝非常感动，给孩子取名叫“纪萍”。宋振中（小萝卜头）很喜欢张露萍，张露萍也很疼爱宋振中。躺在张露萍的怀里，宋振中连说好几遍“我喜欢爸，妈，阿姨，叔叔，最恨狗特务。”平时没事就缠着张露萍，给他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到重庆开释。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她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又从皮箱里取出一件礼物送给一位难友，说：“这个打火机你留着吧，它对你有用。”她要与她一块演过戏的一位女难友替她梳头、化妆，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难友颤抖着手接过胭脂盒，眼泪“刷刷”地流出来，张露萍安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卡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刽子手按事先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叫张露萍等7人下车，去仓库搬服装，装上车，休息会儿再走。当他们刚走上仓库台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都中弹倒下了。特务们以为完事了，不想，满身是血的张露萍从血泊中站起来。瞪着特务，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朝这打，打准点。”特务被吓的连退好几步，才知道没打中要害，一个姓荣的特务拿起枪对着张露萍连开六枪，张露萍倒下后怒目圆瞪，齿咬发梢。张露萍牺牲时的情景，让特务们寝食难安。息烽集中营的主任周养浩还给张露萍烧纸，说“要杀你的是戴老板，你别来找我啊。”

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他们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张露萍以余硕卿的名字被评为烈士，而她作为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却不为人所知，张蔚林等6人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一直无法得到人民的祭奠。1983年，经过艰难曲折的调查，终于弄清了7位同志的事迹。而一直惦记着这7位同志的叶剑英同志，在听到“军统集中营殉难人员复查小组”同志汇报这7位同志的事迹时，热泪盈眶，非常激动，连声疾呼：“啊，我记得记得，冯传庆同志走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件皮袄呢。”叶剑英同志亲笔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张蔚林等7人于1983年被评定为烈士，一直悬疑不决的军统“特嫌案”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假如，他们当年在狱中向狱中党组织讲了他们的真实情况，他们解放后就不会背上“军统特嫌”的名声；但是他们没有，特别是张露萍始终按照南方局的要求，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关系，严守着组织机密。

假如，当年张露萍向狱中党组织讲出她就是延安的黎琳，她也许不会埋名20多年！

但是，一切的假如对那时的革命者来说都是假设！

今天，牺牲在集中营的还有一些无名的烈士，还有很多烈士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我们却不会忘记为新中国成立而奉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

张露萍烈士塑像

张露萍等七烈士纪念碑

金铃飞翔

吃水不忘挖井人。 张露萍烈士的塑像好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