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代表日本之美，而非日本之善

drdr

日本今年的“花见”（hanami，赏樱花）季节，碰巧与西方的“復活节”和“逾越节”重叠。这让我想起，如果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日本的樱花下享受几日清闲，也是一件好事。樱花绽放是值得注目的，但观看欣赏樱花的日本人更有趣。

就像藤原正彦（Masahiko Fujiwara）教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也许真的对自然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这位教授写了一本带有民族主义腔调的书－－《国家的品格》，并成为日本当下的畅销书。3月9日，他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说，赏樱显示了日本人性格中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日本人热爱生命短暂的樱花，远胜过花期较长的玫瑰（这是英国人深爱的一种花）。这就像是聆听蟋蟀的歌唱。

“当我们听到这种音乐时，我们听到了秋天的悲鸣，因为冬天就要到来，而夏天已逝。每个日本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非常短暂的悲凉。”他说。

他接著说，日本文化把一切都变成艺术。日本在这方面是独特的，追求将瞬间即逝的美，融入生活中最普通的细节中。浮士德（Faust）以自己的灵魂为赌注，相信魔鬼默菲斯拖菲里斯（Mephistopheles）不能引诱他去尝试抓住那瞬间即逝的时刻。日本人的生活艺术，却只知道这种瞬间即逝的时刻。这是想让那一刻成为永恒的尝试，这正是为什么日本人总是沉溺於图画中。

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生活应该是美的。但美的生活未必是善的。藤原正彦教授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例子。他对武士道和武士的价值观充满嚮往之情，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曾给日本的邻居造成了难以形容的伤害。希特勒不仅热爱瓦格纳，也热爱贝多芬。1943年，伟大指挥家富尔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aengler）就是站在巨大的纳粹旗帜下，为希特勒的生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眾所周知，自然而发的感觉，是日本艺术的独特特徵：瓷漆上难以预测的图案、挥洒的书法艺术、印象表现手法的绘画，以及表达意境的诗歌（俳句）。自然既残酷又慷慨，但总是美的。这种平衡与紧张渗透在日本的美学中。藤原正彦教授认为，这种美学与武士伦理有关。如果自然是自发的残酷，那麼，人也是自发的残酷。

儘管这种比较也许有些奇怪，但日本人在某方面类似犹太人，那就是他们都爱将某些东西变成永恒，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所说，犹太人无数规范著祈祷、饮食和婚姻等的戒律，都源於单一的动机，即将永恒引入日常生活。正像藤原正彦所言，那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将生活的各方面，都变成艺术。

但两者之间的反差，与其相似性一样强烈。犹太人的食物一般既不好吃，也不好看，完全不同於精湛的日本料理。犹太人举止简单明瞭，而日本人的举止遵循繁复的礼节。此外，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也完全与视觉美无关。

相反，犹太人的做法是，让人类的本能服从神啟的戒律。饮食戒条源於承认动物也接近上帝，即便不像人类那样接近。婚姻关係使人的性衝动服务於家庭和生儿育女。祈祷使人的一切活动犹如在人格化的神面前进行。犹太人最古老的教义之一说，世界有赖於三种东西：托拉（Torah，神啟的行为準则）、崇拜和善行。

自然界、蟋蟀的世界、地震、樱花和火山喷发，都有赖於“善行”，这种观念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关心其创造物的神。对於神而言，自然仅仅是一件外衣，穿破后就拋弃，并做一件新的。对犹太人来说，自然界并非真实的存在，它是面纱，是笼罩在上帝宝座上的乌云。犹太人并不轻视自然之美（犹太人感受到自然之美时会感谢上帝），但这种美是暂时的，而善行则是永恒的。

有人会说，自然的外在美，不像其内在美那样重要。自然的这种内在和谐，不仅眼睛看不到，而且甚至为心智所不及。爱因斯坦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柏拉图主义者。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评论爱因斯坦的一部新传记时，引用了一段话，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同时拥有宗教特徵的看法：“这位科学家完全沉浸在宇宙的起因……他的宗教感情体现在对自然规律之和谐的著迷……与它（自然规律）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维和行动，都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一种反映。”

这些如此令爱因斯坦著迷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仅肉眼感受不到，而且只为少数人所能理解。这完全不同於凡人都能感受到的，蟋蟀的歌声或樱花的色彩。

不过，笔者认为，爱因斯坦所执著的自然规律，还不足以为 “善”（Good）作出定义。日本人肯定也不会这么认为，因为爱因斯坦的发现，促成了原子武器的发明，而且爱因斯坦本人在二战之始，还敦促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展核武器。要是把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等同为“善”，作为世界上唯一原爆受害者的日本人，必定会有意见。

对我来说，魔鬼默菲斯拖菲里斯的嘲讽，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人类使用其所称之为“理性”的烈火，变得比任何野兽都凶险。

无独有偶，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一样信奉柏拉图主义的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也引导了希特勒製造核武器。巧的是，盟军赶在邪恶力量之前製造出核武（如果说盟军并非代表善的力量，他们至少偶尔能做些善事）。

事情如此发展，并非其中一方更执著於自然法则的内在和谐──因为领导双方核武器发展项目的，都是柏拉图主义者。美国之所以能先製造出原子弹，是因为希特勒是头怪兽，他把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天才赶走了。就如人们老是开玩笑说的那样，希特勒要是让犹太人支持他，他在二战中就不会失败了。日本人听到这样的笑话肯定不好受。美国人当时首先获得原子弹，日本人没有理由为此高兴。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本人对自然的自发之情，和爱因斯坦对自然内在和谐的欣赏，都未必与“善”一致。“善行”虽是善的，但未必就是美的。清洗便盆毫无美可言，却是善举。与樱花不同，善举不是瞬间即逝的，而是永恒的。

欣赏樱花是一种美的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坐在樱花树下的日本人，是更深刻的美，因为他们亲近瞬间即逝的自然美的独特方式，是人类惋惜生命短暂的最优雅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这并不等如“善”。而当想到藤原正彦教授，我就希望日本人可以变得更好，例如承认他们在二战中犯下的各种暴行。

drdr

日本今年的“花见”（hanami，赏樱花）季节，碰巧与西方的“復活节”和“逾越节”重叠。这让我想起，如果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日本的樱花下享受几日清闲，也是一件好事。樱花绽放是值得注目的，但观看欣赏樱花的日本人更有趣。

就像藤原正彦（Masahiko Fujiwara）教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也许真的对自然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这位教授写了一本带有民族主义腔调的书－－《国家的品格》，并成为日本当下的畅销书。3月9日，他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说，赏樱显示了日本人性格中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日本人热爱生命短暂的樱花，远胜过花期较长的玫瑰（这是英国人深爱的一种花）。这就像是聆听蟋蟀的歌唱。

“当我们听到这种音乐时，我们听到了秋天的悲鸣，因为冬天就要到来，而夏天已逝。每个日本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非常短暂的悲凉。”他说。

他接著说，日本文化把一切都变成艺术。日本在这方面是独特的，追求将瞬间即逝的美，融入生活中最普通的细节中。浮士德（Faust）以自己的灵魂为赌注，相信魔鬼默菲斯拖菲里斯（Mephistopheles）不能引诱他去尝试抓住那瞬间即逝的时刻。日本人的生活艺术，却只知道这种瞬间即逝的时刻。这是想让那一刻成为永恒的尝试，这正是为什么日本人总是沉溺於图画中。

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生活应该是美的。但美的生活未必是善的。藤原正彦教授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例子。他对武士道和武士的价值观充满嚮往之情，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曾给日本的邻居造成了难以形容的伤害。希特勒不仅热爱瓦格纳，也热爱贝多芬。1943年，伟大指挥家富尔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aengler）就是站在巨大的纳粹旗帜下，为希特勒的生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眾所周知，自然而发的感觉，是日本艺术的独特特徵：瓷漆上难以预测的图案、挥洒的书法艺术、印象表现手法的绘画，以及表达意境的诗歌（俳句）。自然既残酷又慷慨，但总是美的。这种平衡与紧张渗透在日本的美学中。藤原正彦教授认为，这种美学与武士伦理有关。如果自然是自发的残酷，那麼，人也是自发的残酷。

儘管这种比较也许有些奇怪，但日本人在某方面类似犹太人，那就是他们都爱将某些东西变成永恒，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所说，犹太人无数规范著祈祷、饮食和婚姻等的戒律，都源於单一的动机，即将永恒引入日常生活。正像藤原正彦所言，那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将生活的各方面，都变成艺术。

但两者之间的反差，与其相似性一样强烈。犹太人的食物一般既不好吃，也不好看，完全不同於精湛的日本料理。犹太人举止简单明瞭，而日本人的举止遵循繁复的礼节。此外，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也完全与视觉美无关。

相反，犹太人的做法是，让人类的本能服从神啟的戒律。饮食戒条源於承认动物也接近上帝，即便不像人类那样接近。婚姻关係使人的性衝动服务於家庭和生儿育女。祈祷使人的一切活动犹如在人格化的神面前进行。犹太人最古老的教义之一说，世界有赖於三种东西：托拉（Torah，神啟的行为準则）、崇拜和善行。

自然界、蟋蟀的世界、地震、樱花和火山喷发，都有赖於“善行”，这种观念的假设是，存在一个关心其创造物的神。对於神而言，自然仅仅是一件外衣，穿破后就拋弃，并做一件新的。对犹太人来说，自然界并非真实的存在，它是面纱，是笼罩在上帝宝座上的乌云。犹太人并不轻视自然之美（犹太人感受到自然之美时会感谢上帝），但这种美是暂时的，而善行则是永恒的。

有人会说，自然的外在美，不像其内在美那样重要。自然的这种内在和谐，不仅眼睛看不到，而且甚至为心智所不及。爱因斯坦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柏拉图主义者。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评论爱因斯坦的一部新传记时，引用了一段话，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同时拥有宗教特徵的看法：“这位科学家完全沉浸在宇宙的起因……他的宗教感情体现在对自然规律之和谐的著迷……与它（自然规律）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维和行动，都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一种反映。”

这些如此令爱因斯坦著迷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仅肉眼感受不到，而且只为少数人所能理解。这完全不同於凡人都能感受到的，蟋蟀的歌声或樱花的色彩。

不过，笔者认为，爱因斯坦所执著的自然规律，还不足以为 “善”（Good）作出定义。日本人肯定也不会这么认为，因为爱因斯坦的发现，促成了原子武器的发明，而且爱因斯坦本人在二战之始，还敦促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展核武器。要是把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等同为“善”，作为世界上唯一原爆受害者的日本人，必定会有意见。

对我来说，魔鬼默菲斯拖菲里斯的嘲讽，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人类使用其所称之为“理性”的烈火，变得比任何野兽都凶险。

无独有偶，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一样信奉柏拉图主义的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也引导了希特勒製造核武器。巧的是，盟军赶在邪恶力量之前製造出核武（如果说盟军并非代表善的力量，他们至少偶尔能做些善事）。

事情如此发展，并非其中一方更执著於自然法则的内在和谐──因为领导双方核武器发展项目的，都是柏拉图主义者。美国之所以能先製造出原子弹，是因为希特勒是头怪兽，他把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天才赶走了。就如人们老是开玩笑说的那样，希特勒要是让犹太人支持他，他在二战中就不会失败了。日本人听到这样的笑话肯定不好受。美国人当时首先获得原子弹，日本人没有理由为此高兴。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本人对自然的自发之情，和爱因斯坦对自然内在和谐的欣赏，都未必与“善”一致。“善行”虽是善的，但未必就是美的。清洗便盆毫无美可言，却是善举。与樱花不同，善举不是瞬间即逝的，而是永恒的。

欣赏樱花是一种美的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坐在樱花树下的日本人，是更深刻的美，因为他们亲近瞬间即逝的自然美的独特方式，是人类惋惜生命短暂的最优雅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这并不等如“善”。而当想到藤原正彦教授，我就希望日本人可以变得更好，例如承认他们在二战中犯下的各种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