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抛发球：中国乒乓球学院诞生幕后的体与政

美丽人生1982

在中国一直颇有政治意味的乒乓球，正在试图用新方式引领体制，并应对“青黄不接”的内忧和“独孤求败”的国际压力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乒乓球为专业的高校学院，它将拥有从本科到博士的学历教育，并经历了中央与地方的数年权衡，最终冠以中国之名。
与那些以培养夺冠机器为终极目标的传统体校不同，在中国乒乓球学院竞技失败的运动员，还有机会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选择别的轨迹，而不是豪赌人生。
面对国际上的不满，中国乒乓球学院担负着为自己培养对手的任务，以避免“独孤求败”的诟病；而谋划中的中国乒乓球学院海外分院的推广计划，其雄心是类似孔子学院那样，传播中国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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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的学生。中国乒乓球学院的实验，试图让未来的中国青少年运动员，避免“不冠军即失败”的人生豪赌。
中国乒乓球要对自己动手术了。尽管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体制曾带给它无数的国际荣耀和政治地位，但现在人才危机和国际诟病已经让其饱受压力；而且，也满足不了中国乒乓球日益高涨的雄心。
9月17日，投资1.3亿、世界上唯一一所以乒乓球为专业的高校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在上海体育学院揭牌，按照规划，这所以“中国”命名的学院学制以4年制本科为主，逐步涵盖硕士、博士生培养。
与那些以培养夺冠机器为终极目标的传统体校不同，这个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上海市政府共建的学院，决心走“以人为本”的体教结合之路——让在役的有文化，成为高水平的世界冠军；让退役的也能有个体面的工作，不致像举重冠军邹春兰那样搓澡为生。
独生子女一代的家长们不再希望小孩豪赌人生，10年前，乒乓球就遭遇的这个选苗危机，是为中国乒乓球学院诞生的时代背景。“成为中国‘体教结合’的示范基地”，仅仅是其战略的第一步，这所世界上唯一乒乓球高等学府还有一个更大的雄心——“如果一个国家主宰比赛，很难让别的国家有机会展示。”面对这种类似的国际不满，中国要为自己培养对手，以避免“独孤求败”的诟病；而中国乒乓球学院的分院，也将类似孔子学院那样。
谋划中的乒乓球学院海外分院的推广计划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孔子学院的模式：授权的国外合作单位要提供房产、经费和人员，并接受中国乒乓球学院的指导。“我们的目标是为全球培训乒乓球运动员，而乒乓球是中国的‘软实力’，可以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形象。”
从为中美外交破冰铺路，到包揽所有世界金牌提振民族士气，再到为体育体制探路，直至传播中国软实力，乒乓球在中国的政治使命正不断扩大，而中国乒乓球学院的诞生过程本身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被逼出来的试点——避免运动员“豪赌人生”
10年前，乒乓球甚至中国的体育竞赛就遭遇了选苗危机。冲冠失败的悲惨命运，使得独生子女一代的家长们不再希望孩子豪赌人生。
明年的这个时候，中国乒乓球学院将迎来第一届新生，按照其承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的设想，一部分生源来自各省市队的在役运动员，一部分来自另一个体教结合的试点单位——位于江苏南通的中国乒协乒乓球运动学校（下文简称“乒协乒乓球学校”）。
9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22名少年，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的注视下，成为乒协乒乓球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公寓外墙上的两行蔡振华题写的校训，表明了这个新学校试图改变的雄心：“智”铺冠军之路、“乒”出精彩人生。
这群8-15岁的孩子会被分别送往位于南通通州区的江苏省级名校平潮小学、平潮中学上文化课——与一些其他体校青少年运动员甚至是在训练期间听广播“收听”文化课相比，这些身处名校的孩子自然是幸运之极。
“冠军只有一个，很多人都是当陪练，我们要对每个孩子负责。”中国乒乓球学校校长严鼎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所以“中国”开头的新体校“体教结合”的经验在全国屈指可数。
由于为国争光被视为第一要务，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并不允许运动员有大量时间投身文化学习。据媒体报道，武汉体育学院社科院院长高雪峰曾表示，无论业余体校还是运动学校，由于文化学习常常被中断和耽搁，“绝大多数从事体育训练的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文化水平上徘徊。”
由此导致中国运动员各种“素质门”事件时常发生，而一些退役运动员的路也因此越来越窄——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世界冠军，甚至连汉语拼音都不会，而各种全国冠军的潦倒人生，更被舆论唏嘘。
表面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中国竞技体育屡创佳绩：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包揽了所有金牌，但一个不被外界注意的隐忧是，后备人才选拔危机已现。
体校招生连年萎缩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而按照惯常的比例，体校向省市专业队输送优秀运动员比例也就只有总数的10%，如果没有90%的“塔基”作为陪衬，则“塔尖”将不复存在。
早在2000年，许多业内人士就已经嗅出了危机的苗头。彼时，独生子女一代的“90后”、“80后”开始长大成人，冲冠失败的悲惨命运，让父母们谨慎。“除非是家境特别困难的，一些大城市的家长不再愿意让孩子豪赌人生，竞技体育还是很苦的。”前世界冠军、北大方正乒乓球俱乐部总经理刘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乒协乒乓球学校和中国乒乓球学院提供的出路，或许可以提高家长的兴趣——高中毕业后，除了国家队、省市队这些传统路径，孩子们还可以到中国乒乓球学院继续深造，除了乒乓球训练外，还将接受正规的大学本科教育并获得正常的学位——按照学位设置的规定，学生毕业之后拿到的是教育学学位，“本科硕士和博士都不例外，在最后会附上‘乒乓球运动专业’。”中国乒乓球学院执行理事长、上海体育学院院长章建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意味着，失败的运动员，还有机会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选择自己另外一个人生。
“独孤求败”之忧和“乒乓球孔子学院”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公开表示，希望中国能帮助其他国家提高运动水平。
事实上，中国乒乓球学院的成立，并非仅仅是为了培养“自己人”。来自海外的压力亦不需讳言，另外，它还有着中国“乒乓球孔子学院”的雄心。
这一心情看起来颇为迫切，按照规划方案，中国乒乓球学院力争到2020年，留学生和国内学生比例是1∶1，达到150名，外国选手将与中国学生合练，并参加国内相关级别比赛。
根据中国乒乓球学院执行理事长章建成的说法，留学生或将以外国国家队的形式集中出现，“至于哪几支国家队，由乒羽中心说了算”。章说，这些留学生将享受奖学金待遇。“沈晓明市长（上海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说了，如果上海体院钱不够，就由上海市政府出。”而乒协乒乓球学校的目标也是为全球培训乒乓球运动员。“养狼”也是迫不得已。“世界上最没有悬念的比赛”，“中国人自己玩的游戏”，这是中国观众的调侃，暴露出令中国乒乓球队沮丧的现实：观众正在锐减。除了看到五星红旗在赛场上不断升起，中国观众已很难从这支一枝独秀的球队身上找到更多的乐趣。
更关键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要面对国际的压力。章建成透露，其实早在北京奥运之前的2005年和2007年，国际乒联就曾分别计划在北京体育大学和北京大学设立研修中心，为各国选手到中国合练提供机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公开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担起乒乓球大国的责任，帮助其他国家提高运动水平，“如果一个国家主宰比赛，很难让别的国家有机会展示。”
或许是担心成为世界乒坛的“独孤求败”，当2009年3月蔡振华从徐寅生手中接过中国乒协主席的接力棒后，点燃的第一把“火”就是“养狼”。
是月中旬，教练刘国正带领男乒二队到德国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同当地运动员一起训练，拉开“放养”的序幕，但效果并不明显——在之后的横滨世乒赛上，中国队再次包揽五个单项的冠亚军。于是“圈养模式”被采纳：今年中国乒乓球甲A联赛上，将有四支外国球队参战。
中国乒乓球学院的诞生，无疑将把“圈养模式”固定化、正规化。“圈养计划”通过学院下属的国际乒联研修中心实施，那些外国教练、裁判员和青少年，将会获得包括刘国梁、施之皓在内的中国顶级教练的指导。
中国乒乓球学院的胃口，并不止于“养狼”。不久的将来，一个个仿照了日韩柔道学校和跆拳道学校的“中国乒乓球分院”将在海外遍地开花，而在上海江湾体育场的一块空地上，世界上第一座乒乓球博物馆将在这里诞生。他们的共同使命是要传播中国乒乓球文化。
“乒乓球是中国的‘软实力’，可以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形象。”章建成说，乒乓球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人文社会研究中心负责课题研究，专家包括徐寅生、袁大任等乒乓球界退休高官。
乒乓球海外分院的推广计划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孔子学院的模式：授权的国外合作单位要提供房产、经费和人员，并接受中国乒乓球学院的指导。孔子学院在过去的6年中，曾经取得了将近300所的奇迹。
根据已有的经验，章建成信心十足。“我们学校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体育大学合作的第一家武术孔子学院即将诞生，已经获得国家汉办的认可。
”体育背后的政治逻辑——上海的争夺与雄心
上海曾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但近些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中国乒乓球学院将重新点燃上海的希望。
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这所以“中国”命名并承担了如此重任的乒乓球学院落户在了上海，而非北京。
事实上，早在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萌生成立乒乓球学院的设想时，上海并不是它的考虑对象，首选的是体育总局下属的北京体育大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地理位置，这所中国最顶级的体育学府都比上海体院更具优势；可劣势也很明显：没钱。
对于刚刚主办过北京奥运的体育总局来说，1.3亿不是一笔小的数目，而这仅仅是前期的基建投资。由于和北体的上下级关系，体育总局在后续资金下拨问题上也产生过顾虑。“如果北体以后跟总局要钱，说这是为乒乓球学院花的，你说总局如何保证这笔钱专款专用？”参与此事的徐寅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如果给上海体院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2001年，原先同样隶属于体育总局的上海体院划归上海市教委主管，每年的教育经费由上海财政划拨。
比资金更为棘手的是编制。“要高配是因为体育总局希望它不是一个上海体院下属的二级学院。”章建成说，在全国编制总量不再增加的前提下，体育总局要想申请新的编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还要副厅级的领导职数。
这些问题一到上海就都不是问题。“50名教师编制由上海体院出一部分，上海教委给一部分，而学院党委书记则由上海体院一位党委副书记兼任。”
但国家体育总局有意将乒乓球学院落户上海，却是2009年春节以后的事。在2007年和北京体大谈判破裂后，北京大学，因为承办了北京奥运的乒乓赛事，开始进入了体育总局的视线。
曾参与此事的刘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北大“经常做一些跟国家民族联系比较紧密的事，校领导很重视”，但因为考虑到硬件软件力量都不如其他专业体校，北大最终放弃了这次合作。
2009年春节过后，在上海乒坛名将徐寅生的牵线下，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和蔡振华的手牵到了一起。“我当时给蔡振华发短信；‘愿意放在上海吗？’他说：‘会考虑’，但沈晓明副市长的答复是‘全力支持’。”徐说。
“上海曾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但近些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徐寅生说，中国乒乓球学院的到来重新点燃了上海的冠军梦。
上海市的确是全力支持。章建成回忆，当时他带人和乒羽中心一起起草方案，上海教委负责协调上海市发改委、财政局。
但当2009年底论证报告送到体育总局各个司征求意见时却遇到了阻力。“光走程序就花了一个月。”章建成举例说，法规司认为叫上海体院中国乒乓球学院不妥，建议改成上海体院乒乓球学院，总局办公厅特地给上海体院来函要求解释，“我们的回复是，中国乒乓球学院更能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其实亦是上海体院的梦想，提升国际化影响力仅仅是中国乒乓球学院带给它的好处之一，“还能提高学科建设，带动学校基建。”章说。
而比起上海，南通通州跟体育总局的合作要顺遂得多。乒协乒乓球学校最终选择落户南通，在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看来，南通作为中国体教结合先行者的身份，才是体育总局更看重的。
通州区少年体校在1989年就开始了体教结合的尝试，“训练比一般体校少，但小孩后劲很大，竞技项目如果一点文化基础都没有，往往是昙花一现。”严鼎生说，少体校孩子的文化成绩都在通州区平均成绩以上，最后即使打不成专业队，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大学录取。
而“相当一部分被大学录取”这一点，显然足够体育总局动心。
而对于南通通州区来说，得到的回报更多是无形的知名度，因为从投入产出比看，通州不可能靠这个来创收——一期投入9000万，二期投入4000万，但乒乓球运动学校每人每年的学费只有1.6万元，一届100多个学生。
唯一可以看得见的回报是，可以多培养点本地的世界冠军。“今年122个学生有15个来自南通本地。”校长严鼎生说。
革命还是改良？矛盾中的体教结合
无论举国体制在未来将继续被赋予何种地位，但以中国乒乓球学院为代表的“体教结合”的技术性新思路将在几年之后得以验证。
创办这两所学校，在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看来，“主要是为了响应国务院号召”。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一份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生活保障 ，“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体育总局随后选择江苏、上海等省市展开为期1年的试点。
已经在中国开展了二十多年的体教结合，一直被外界批评“流于形式”。“虽然各级领导都认为运动员没文化是个问题，但又迫于比赛压力，总希望运动员多练少学文化。”徐寅生说。
这一回，政策上终于有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比如，体育和教育部门“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督导制度”，“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体校建设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教育部门负责向体校选派优秀教师”。
但这样的“突破”恰恰折射出体教结合的矛盾所在。
因为政绩考核指标不同，在中国，体育和教育部门这两个并行的系统在推行“体教结合”时往往各自为政。失败的校园足球发展计划可以佐证这一点。
去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组成领导小组，决心用“体教结合”让“足球从娃娃抓起”变为现实。但一年多过去了，这次“历史性的联手”却未见任何起色。一位参与该计划的足协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教育部门只是表表姿态。足球搞不搞得上去，跟教育部门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校长还是教育局长，关心的都是升学率。”
简单的是，这次成立中国乒乓球学院时并没有遇到类似的瓶颈——由于上海体院具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只需明年向教育部申报“乒乓球运动专业”即可。
而另一方面，清华跳水队曾经的进退维谷的命运，则亦反映了教育部门单兵难进的境况。1997年成立时，这支队伍曾被赋予为体教结合探路的厚望，但因为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取消了专门为其设立的“双注册制”（所属队员既可以代表学校、又可以代表地方参加体育系统的比赛），人才纷纷出走。
“体育部门掌控着国内赛事举办权、优秀选手选拔权等资源，这使得学校培养的高水平运动人才很难进入国家竞赛体系。”《人民日报》曾撰文力挺清华跳水队，“如果说经费和生源是‘体教结合’看得见的路障，那么体制才是这条路上的最致命‘雷区’。”
南通体教结合的成功正是在于，它打破了体教部门各自为政的矛盾。2007年12月，南通展开体教部门联合的尝试，严鼎生调任通州区体育局局长的同时，也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避免了部门间的扯皮，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严说。
但是不管最终体教结合能否推向纵深，但都必须服务于金牌战略这个大的前提。北京奥运会后不久，在被记者问到“中国竞技体育会不会继续坚持举国体制”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回答异常坚定，“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
无论举国体制在未来中将继续被赋予何种地位，但以中国乒乓球学院为代表的“体教结合”的技术性新思路将在几年之后得以验证——届时，乒协乒乓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将高中毕业，为其他项目体教结合探路是这所学校的使命之一，孩子们的出路好坏将直接决定其他项目选手的命运。
而中国乒乓球学院的大学生们也要在稍迟一些，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并为中国的体育体制，寻找一个技术化解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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