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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孩子不去练体育，而是跟其他人一样上学，我们的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们家欠了十万块钱的高利贷，一分都还没还。”
“大概因为我是名人，所以他们告我，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告？我为这些孩子付出了很多，我的母亲从广西过来给她们做饭。他们这样对我，我觉得很可笑。”
有谁还记得钟玲？那个7年前十运会上控诉被黑的“艺术体操皇后”。2006年退役后，她在京成立了一家名为“钟灵毓秀”的艺术体操俱乐部，如今，却被曾经麾下的3名队员告上法庭，10月17日下午3点，艾群状告钟玲“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山后法庭开审。
艾群现年13岁，家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她没有来到现场，而是由其委托代理人———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侯士朝、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丽出席了庭审。诉状上显示：“原告于2009年8月去北京接受被告钟玲的艺术体操训练，从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被告不仅未按约定亲自给原告上课，而且被告先后以各种理由，编造各种谎言向原告索取各种费用高达人民币13万元，其种种许诺均未实现。被告所收取的巨额费用，于情于理于法均应返还。”
据了解，艾群与比她小两岁的白静、陈薇一起，最早在邯郸市小钢花舞校练习民族舞，2009年，钟玲应邀前去对学生进行艺术体操周末短期培训，后来由于学生、舞校和钟玲三方在培训费上产生纠葛，作为解决方案，舞校校长韩静提议，将艾群、白静、陈薇、董芳四名学员交给钟玲带往她在北京的艺术体操俱乐部进行培训。2009年下半年，四人陆续来到北京。而正是在京训练期间，除了董芳之外的三人又与钟玲在费用上发生分歧，2010年，她们先后离开钟玲俱乐部回家。艾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把我带到山东考试，考器械之类的基本功，最后说我考试不过关。”2011年，陈薇与白静分别将钟玲告上法庭。
两人的代理律师同为侯士朝与刘秀丽，他们认为，钟玲在短短几个月内收取了十几万元，且未如约亲自授课以及安排队员进专业体工队，应该返还费用。而钟玲则表示，她为三名学员安排的是“优才训练计划”，“由我亲自制定培训计划，包括艺术体操、文化课和表演课的学习，除我亲自代课外，还安排其他老师给学生进行培训，并进行吃住24小时的管理。最初优才训练计划确定的是每个学生7个月的培训费168000元，家长对于上述收费标准也予以认可，后来实际收费要少于168000元……我从陈薇处实际收取的是110000元，从白静处实际收取的是100000元，上述费用已经在陈薇和白静的培训过程中，用于相应的支出。”
2012年3月21日，陈薇、白静起诉钟玲两案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山后法庭开审，结果，法院驳回二人上诉请求，其中关于白静一案的判决书上写道：“双方的培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白静在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主张钟玲收费过高且无依据、承诺白静进深圳体工队未进、存在欺诈、显失公平，要求返还182975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方遂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于8月23日开庭，9月20日法院做出判决，维持原判。不过两人的委托代理律师侯士朝、刘秀丽表示，他们还将继续向更高级法院提出申请再审。
由于艾群家中发生变故，其两位亲人在车祸中一死一残，一直未能及时起诉，她的案件直到上周才开庭一审。钟玲表示：“原告想协商解决，我不同意，我要等待判决。”目前，案件在审理之中。
运动员家长：我们要上诉到底
白静的母亲赵素梅说，把女儿送去练艺术体操，是如今一家人最后悔的事情。
据了解，在三名上诉的学员中，除了陈薇家庭条件稍好外，其余两人都无力支撑不菲的训练费用。
赵素梅一家四口人，住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索堡镇索堡村南街4组，以种地为生。“我们共有两亩多地，有山地，也有水田，种玉米、豆子和谷子，一年毛收入一万多块。”赵素梅说，“假如孩子不去练体育，而是跟其他人一样上学，我们的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们家欠了十万块钱的高利贷，一分都还没还。”
赵素梅表示，当时为了让孩子以后有一个好的出路，决定让她去练体育。“钟玲当时说得特别好，孩子以后能当冠军什么的，我们老农民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就听了人家的话。后来她说我的孩子可以进体工队，需要交18万块钱，我们把家里的羊都卖了，找亲戚借了几万，没有利息的，还借了十万块钱的高利贷，一万块年息要给人家1200。没想到钱交了，孩子却给撵回来了，说不适合练艺术体操。”说着说着，赵素梅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我当时没有那个打官司的想法，我想着你一个冠军，我就是一个老农民，你没有必要跟我计较，能还一个是一个。后来别人说，你欠了那么多钱，不打官司怎么还清外债啊，我就打官司了。现在是债上加债，打官司输了，花了一万多，那么多债一点都没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北京回家之后，白静重新入学。“她都11岁了，现在还在上小学四年级，课程根本跟不上，在班上成绩是倒数，在北京那半年文化课也没学到什么，全都给耽误了。”赵素梅说，“我们现在为这个伤透了心，真后悔当初练体育，但是如果法庭能接受我的申请，我一定还要告她，我就是告到死也要告。”
艾群与白静家庭状况相仿，其父李海生是邯郸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母亲则是临时工。“我们毛收入也就一年一万块钱左右，只得吃低保，连诉讼费都是借的，真后悔让孩子去练艺术体操，花了那么多钱到了最后什么都不是。孩子本来应该上初二了，现在留级上初一，时间是补不回来了，我们只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49岁的李海生说。
钟玲：她们告我太可笑
前两桩案件，钟玲请了一位委托代理人，而在艾群案件上，她并未聘请代理律师，由其本人与丈夫东靖川出庭。案子审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告结束了，南都记者在法庭门外见到了钟玲，对于三起培训纠纷，钟玲淡然表示：“大概因为我是名人，所以他们告我，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告？我为这些孩子付出了很多，我的母亲从广西过来给她们做饭。他们这样对我，我觉得很可笑。”
对于具体的案情，钟玲并不愿意多谈，她让记者采访她的朋友赵小嫄，视对方为自己的代言人。“首先这个事情没有合同，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文本，只是我想去你那学习，你给我安排功课、集中培训，你要想进专业的体工队，必须通过考试才行。”自称为北京体育大学病退老师的赵小嫄表示，“我是看着钟玲成长起来的老师，她的俱乐部现在有四十多个孩子，如果你行不正坐不端，怎么还有家长信任你。除了那几个邯郸小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纠纷。法院最终的判决是，钟玲不负任何责任，她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不过，她所犯的错误是当时没有写下明确的合同，可能她当时年龄还小。”钟玲说：“这几个官司对我的俱乐部不会有丝毫负面影响，相反，大家通过这些事情，明白了我的为人，会有更多的人信任我。”
赵小嫄还称，在这三起案件全部结束之后，可能会对原告方提出反诉，告其诽谤。“现在原告方，并不见得就是原告本人，也可能是她们的代理人，做了很多事情，涉及到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院方就接到了代理人打来的电话，说钟玲是骗子、大骗子，你们怎么不管一管？还给钟玲发短信私下和解，要多少多少钱，对此，我们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们的责任。”
注：由于原告运动员属未成年人，艾群、白静、陈薇、董芳均为化名。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徐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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