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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袁伟民 67岁 1974年退役
2004年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位置退休。
许海峰 49岁 1994年退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成为我国第一个奥运冠军。现为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商艺
李宁 43岁 1989年退役
1984年获第23届奥运会男子体操单项比赛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3项冠军。1990年创建李宁体育用品公司,任董事长。
刘璇 27岁 2001年退役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平衡木冠军。2005年北大毕业投身演艺圈。
深造
邓亚萍 33岁 1997年退役
曾经18次夺得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退役后到清华大学读书。目前为在读博士、北京奥组委官员、国际奥委会官员。
任教
曲云霞34岁 1996年退役
1990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比赛冠军;199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比赛冠军。现为东北财经大学体育教师。
其他
才力 1970年7月生 1997年退役
1985年全国青运会110公斤以上级举重冠军;去世前任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门卫。
刘丽 33岁 1995年退役
“马家军”一员。1990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目前无业。
3月29日,邹春兰给三个客人搓了澡,她将从中得到4.5元的收入。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特意提到了邹春兰。
“这是不是说,我的事能得到尽快解决了?”邹春兰对此消息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邹春兰现象并非个案,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新华社去年10月的报道认为,每年40%左右的退役运动员难以按时适当安置。
一个群体的失落
3月28日,一位举重教练说,就连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以后生活都没有着落。
国家体育总局一份报告显示,在湖南等八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其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在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各种冠军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邹春兰并非个案
才力:被誉为“亚洲大力士”,曾连续获得了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在退役后,还是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简称“辽宁体院”)的关照下,才被安置为该院的一名门卫。2003年5月,因病去世。
戴国宏:这位前世界游泳冠军退役后回到辽阳,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平淡度日。
刘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98年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此前还曾获得7项全国冠军。2000年,21岁的刘菲退役后,四处打工,有时候给人代课每月只挣160元,还不够房租。2004年经媒体报道后在本溪体委关照下到本溪体校任教练员。
“马家军”:今日有多名队员失业在家。如陈玉梅,世青赛800米亚军,在鞍山做一名矿工。
运动员退役后五种出路
根据长期关注此行业的媒体同行介绍,金牌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五种,除娱乐路线,比较好的还有从政、经商、当教练,部分选择当工人或者教师,另一部分则失业在家。
“运而优则仕”,2002年3月,曾7次荣获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唐九红(时任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奥运跳水冠军熊倪(时任湖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均被派至益阳市朝阳经济开发区挂职。
熊倪担任开发区副书记兼副区长,唐九红出任副区长。这在全国开了运动员下基层锻炼的先河。2004年,唐九红和熊倪结束挂职被委以重任,唐九红担任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则担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校长,两人也成了湖南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被称之为“湖南速度”。
同类个案,当属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除袁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外,前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在缔造五连冠之后掌管总局彩票中心,2003年下半年又任职网球管理中心主任。
冷热门的差距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像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这些作为我国“世界金牌战略”的重点攻克项目,其运动员大多数都来自农村。
“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在这方面的竞技优势,国家就必须对其重点支持,拨专项资金保证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和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及伤病治疗。”全国人大代表陈鹭芸说。
相对冷门的重竞技体育项目,很多商业化的运动项目已经成为名利场。如甲A足球明星,其身价常常可以达到百万年薪。田亮在电视上一个微笑就可以赚取百万元的收入,姚明更是成为国内最有钱的运动员。这与他们所从事的项目本身不无关系。
“这是市场的选择。”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不同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
改革仍需缓冲期
目前,退役后的运动员,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安置规定,主要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有着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邓亚萍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联合马俊仁等1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目前我国实行举国体育体制,实行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培养训练体系。这个“一条龙”运动员培训体制已经运行了50年,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为安置退役运动员,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3月29日,冯建中告诉记者。
2002年7月22日,在申奥成功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按照冯建中的说法,长久看来,中国体育必然走上社会化、职业化的道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也要社会化。但是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
有专家认为,更应该改变严重带有“计划性色彩”的“安置”为“再就业”。具体建议是,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并通过财政统筹、社会捐助、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途径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
“这需要时间,改革需要一个缓冲期,2010年后,中国的体育改革必然要走向市场化,更人性化,社会化、职业化。”华南理工大学体育系教授王跃说。 (新京报)
柔道冠军成都卖烧烤
退役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为谋生计当上搓澡工, 四川的冠军们过得怎样?
柔道冠军起早贪黑卖烧烤
“她获得过国际邀请赛柔道比赛的冠军!”指着眼前略现苍老的色尔江,多年来一直在四川运动技术学院前开铺面的杨阿姨不住摇头,在她眼里,色尔江本可以有更好的前途,但“一次意外”毁了这个当年刚开始叱咤柔道赛场的姑娘。
24岁的色尔江来自甘孜一个农家。16岁时,她来到四川省技术运动学校训练,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有俄罗斯、日本等国高手参加的国际邀请赛,色尔江过关斩将,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此后,她多次挫败全国排名前几名的高手,并在2001年入选国家队。2001年,她参加了九运会,惜败于决赛前。2003年在国家队集训时她发生意外,六条韧带断裂!于是,按照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原则,她回到了四川, 从此与柔道无缘。
在领取了补偿金后,她从2003年至今一直在静养,10多天前,身体康复后,她才在杨阿姨的劝解下用经济补偿金盘下了一个店面。25日下午记者见到色尔江时,色尔江正提着切好的肉去她的烧烤店,据她介绍,由于刚刚开始,雇不起小工,她现在是一个人干。她每天从下午4点干到凌晨四五点。 色尔江只有小学文化,面对现在的生活,她感到很吃力。
昔日世界冠军 今日蓉城老板
童玲曾经在80年代初期登上过世界乒坛的巅峰。她曾经两度出国“淘金”。如今,她在四川大学体育馆内开了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从一名运动员到办俱乐部,44岁的童玲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
1981年,年仅19岁的童玲终于到达职业生涯的巅峰。第36届世乒赛上,她获得女子单打的冠军,世界排名升至第一。原本可以参加第38届世乒赛的童玲在1986年时主动提出了退役的要求。
“在国内打球赚不了钱,想出国赚钱。” 童玲前往的第一站是前西德。参加德方的甲级联赛,她一个月可赚1000到2000马克。1992年时,她又来到澳大利亚,在一家俱乐部当起了教练。 1998年,童玲回到成都,做起了乒乓球器材生意。
长期专业运动生涯使她在签合同、起草发言稿或即兴发言的场合里,常常感到肚里墨水很不够用。为此,她只要有空就会看书读报,以弥补十几年的空白。
本报记者 周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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