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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作者是莫慧兰,为山间小竹的收藏,摘自2001年的《新体育》连载; 曾经、曾经的一刻,让我的记忆中永远的留下了赛场上的兰兰,为她鼓掌和喝彩,并以此鞭策自己不断学习和前进……
《新体育》杂志让我在“我的路”中亮相,这让我一时间有点惶惑。一个才刚19岁的小姑娘就需要总结她的人生了吗?然而回顾我的体操生涯,种种酸甜苦辣却也真让我百感交集。盛情难却,那么就从我退役的故事开始吧。
一、
秋天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懒洋洋的。也许今年的阳光和去年的阳光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阳光下的我却已换了一种身份,换了一种心情。
1997年秋的莫慧兰,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队中的一号主力。
1998年秋的莫慧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年级学生。
脚下踩的依然是硬硬的水泥大道,只是地点却已从训练局挪到了人民大学,而我走的心路,更不仅仅是从崇文区到海淀区的距离。
我的一切从零开始。
从5岁开始练体操,我的一切便与它连结在了一起。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我对教室的亲切熟悉程度显然远不及体操房。所以去年初退役后,我想选择到美国边念书边教体操的生活,可惜因为联系不太顺利,一波三折,最终未能成行,那时我的心中真是一片迷惘,我在桂林与北京之间来去往返,不知何去何从。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在和将来,终究要做个抉择。我选择了念书。
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念书。因为从小从事专业训练,自然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这显然不利于适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进大学深造就十分必要了。之所以选择了新闻,一是因为理工科对基础的要求实在太高,二是我对新闻这个职业颇有兴趣,特别是对体育新闻。
于是在秋天里,我走进了人大校园。
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不熟悉的面孔,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氛围,直到今天,我仍不敢说自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里,我过着一种从不曾过过的生活。
学校很照顾我,给了我一间研究生宿舍,我把它布置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家”里有我的大抱枕,有我的卡通娃娃,也有书和电脑,还有一口锅。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前,读读我的English、写写家信,感觉是蛮不错的。偶尔兴致来了,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点儿可口的饭菜,安慰安慰我那可怜的胃。(我挺挑食的,嘻嘻!)
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宿舍里时,常会有一种茫然和孤独袭上我的心头。老师和同学对我都不错,但也许是因为成长背景不太相同吧,我还是会常常怀念和我那些体操伙伴共同生活的日子。我想念和“毛头”(毛艳玲)和住的小屋,想念“大头”(奎媛媛)可爱的微笑,想念刘璇美丽的眼睛,想念“毕神”(毕文静)快乐的神劲儿,当然,还有我深爱的也同样爱我的教练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似乎更容易快乐,也更容易沟通交流。人大和体操队虽然一个在城西北,一个在城东南,我仍然会常常回去,感受那份不是亲情的亲情。
新的学习于我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虽然在大一,只有新闻原理、新闻写作两门专业课,可那些公共课,比如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什么的,全是要求背诵的,想起来就够难的;最“可怕”的要算是英语了,因为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基础,所以学起来相当费劲。最近一个时期我正在“恶补”英语,加上有几个好心的英语老师主动给我补课,我真恨不得多长两个脑袋。现在,我还一逮着机会就问就说,语言能力嘛,总是在不断应用中提高的。
我已经想好了,再苦再难我都要挺过去,练了这么多年体操,我已深深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什么叫知难而进——这也许是体操给我终生受益的财富之一。有是想想,如国不是5岁那年的一个“偶然”,或许我就会与体操擦肩而过,那么我的整个人生也许就是另一种色彩了。
二、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5岁那年,李宁哥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独揽3金1银2铜。一时我们整个桂林乃至整个广西都轰动了,全国上上下下也因此而掀起一股学体操、学李宁的热潮,小小年纪的我则完全被体操迷住了,我的心里满是对李宁哥哥的崇拜,整天和双胞胎妹妹芳芳一起吵吵着要去学体操。那时我只觉得,体操是那么那么好玩、那么那么神奇,练体操又是那么那么光荣、那么那么快乐。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广西桂林印刷厂的普通工人,我和妹妹莫慧芳则是他们的孪生女儿。听爸爸妈妈说,他们的工资都不高,本打算就要一个孩子,却没想到一下子得到了我们姐俩,而从我们俩出生后,我家的经济一之比较紧张。但我想我们给爸爸妈妈的快乐也是相当多的,小时候他们领我们上街,很多人会向我们一家四口投以羡慕的目光。真的,我们姐俩绝对算是一对很漂亮很可爱的小姑娘呢!
说起妹妹芳芳,虽然我俩是双胞胎,其实样子并不太相像,起码不是像大双小双那样像得让人分不出来,而且我俩也是一人一个性格,一个脾气。芳芳性格外向,见了谁都是甜甜一笑,大声喊叔叔阿姨好,特别招人喜欢;而我就内向一点,碰见大人不声不响,以至于爸爸总问:“兰兰,怎么不叫人呢?”每次我都赶紧分辩:“我是叫了的嘛,不过人家没听见!”记得爸爸常常因此被我弄得直摇头。
话说那年爸爸天天被我和妹妹要练体操的呼声“折磨”着,一个星期天他带我们去逛街,正好看见桂林市体校贴在墙上的招生简章,爸爸认真地读了一遍,然后抱起我们,到现在我还记得爸爸当时的话:“每个人只要五毛钱,你们姐妹俩想练就去练练吧!”我们就这样被爸爸牵着直接去报名了,连妈妈的意见都没征求一下。多年以后爸爸说,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么随随便便一送还真能送出个世界冠军来!
当很不好意思的是,第一天训练我们就因为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迟到了。
记得当时体操房里小孩子特别多,叽叽喳喳乱成一片。忽然一个教练走过来问我和妹妹:“你们叫什么名字呀?”那时我好像一下子认识到了当姐姐的责任,一改平日里的内向,大声回答教练:“我叫莫慧兰,是姐姐!”那声音大概大的有点吓人,连教练都一下子被震住了,半天他才连声说:“行了行了,我听到了。”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这件事的发生更加坚定了爸爸送我和妹妹练体操的信心和决心。那是我们刚到体校训练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和芳芳在公园里玩儿,一个阿姨走过来问我们想不想去练体操,记得当时是我特别自豪地看着阿姨说我们已经是体操队员了。再一聊天才知道,原来那阿姨就是我们体校的教练!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就这样开始练体操了。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自己怎么会是那般痴迷体操,小小年纪竟然那么能吃苦,而且一提到去练体操就兴奋,训练起来还特别刻苦认真。
有那么一次,我的右手手心被磨出一个大血泡,因为害怕被教练知道了会不让我训练,我就一直咬牙坚持着,任谁问也不说,很快,那个大血泡就化脓了。偏偏这时队里就要进行小测验,因为这个大血泡的缘故,我的动作有点变形,可我还是没说。这时旁边有个叫王朵朵的队友忍不住了,向教练“告发”了我的秘密。教练急忙跑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捂着小手,队教练说没什么。后来爸爸妈妈终于发现了,是他们带我动了个小手术才去掉了那个泡。
然面对体操的枯燥和残酷,我也有过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记录。
一次我发高烧,烧得很厉害,一休竟休了一个礼拜。刚开始时我还闹着要去训练,可这一个星期休下来,我尝到了不练体操的轻松和快乐,等病好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想回体校去了。我跟爸爸耍赖:“爸爸,我身上哪里都痛,我不想去练了。”这回轮到爸爸坚决了,他理也没理我,一把就抱起我去了体校。
在体操房门口,任我怎么抱他的脚不放,任我怎么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依然不为所动,他用力扳开我的手,一咬牙就走了,而我还在朝他的背影哭叫着:“爸爸呀……我不要练……我想回家……你怎么不理我……”透过哗哗而下的泪水,我看见爸爸回了一下头,那一刻,我哭的更加用力了,但爸爸没有再回头,他还是走了。
事隔这么多年,回想起往事,我才体会到,在爸爸那一回头里,包含了他怎样的决心和怎样的不舍。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头。”爸爸这样对我和妹妹说,慢慢地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其实说起来,芳芳的身体条件比我要好,教练们也都认为她比我更具备成才的可能,也许正是这种差距大大激发了我天性中的好强和倔强,我比芳芳练的更苦更自觉,我认为自己也有实力到赛场上和她较量较量。
一次教练特意找来一台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训练情况,我一看就特别高兴,训练得也格外起劲。连纵跳时,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步就蹿到了镜头前,尽情地表演了一番。想来那或许就是我潜藏的“表现欲”的初次流露吧!
童年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说是那件事:教练领着我们去看李宁哥哥得来的金杯,她指着金杯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好好练,向李宁大哥哥学习,长大以后也拿金牌,为国争光。”那时,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把那金杯看的再仔细些。望着那个好神圣又好遥远的金杯,我的心中充满了羡慕。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那幼小心灵中朦朦胧胧的目标,开始一天一天变得清晰起来……
三、
1988年8月,我离开家乡桂林,到了南宁——我在全自治区的新苗选拔赛中脱颖而出,和妹妹芳芳一起被选入了区队。
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如果说在业余体校时,我只是窥见了体操的点滴残酷的话,那么进专业队后,体操则几乎天天向我露出它的狰狞面目。我们正处于打基础的时候,将来是否能走体操这条路,就取决于这段日子的磨练了。
可我们毕竟只是一群七八岁的娃娃,每天早上5:30就要起床出操,白天训练一天,晚上要练到7:30才收兵,如果练不好,那么一整天都泡在体操馆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训练时间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即使是在国家队,这种运动量也是惊人的。
累是真累,但我们还能克服,最可怕的就是控体重。8岁,正是最贪嘴、什么都爱吃的时候,可为了练体操,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瞅着那些诱人的巧克力、冰淇淋,而把口水往肚子里咽。可能是肚子里的馋虫积攒的太多了吧,我们终于忍不住了。
那时我们运动队的食堂墙上有个洞,那洞很小,只有一个体重不到30斤的队友能钻进去。自从我们发现那个洞后,每晚都想去食堂里偷点儿吃的,而到厨房为大家偷吃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最瘦小的队友肩上。
第一次偷吃的时,我们全都聚集在洞外,焦急地期待着她。只见她瘦瘦小小的身子一点点地蹭进洞去,吃的被她一点点地送出来——每人一个豆沙包!那时,我们都馋坏了,那豆沙包当时真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举包大嚼起来。可是吃着吃着,我们的视线又全都集中在了那个“偷包英雄”身上:那家伙给我们一人只拿了一个,可她自己最后出来时竟拿了一大堆!我们虽然心里有气,但也只能看着她干瞪眼,谁让那个小洞只有人家一个人能钻的进去呢!
还有一回训练结束后喝酸奶,当着教练,我们谁都不敢多喝,只好怯怯地瞅着教练浅浅地抿上两口了事。正在这时,教练被人叫出去办事了,我们一下子成了挣出笼子的小鸟,纷纷扑向冰箱,还没等我抢到,不知到谁叫了一嗓子:“教练回来了!”我被落在了后边,实在无处可藏,我竟然一下子把自己关进了冰箱里。直到教练走了,队友才把我“解救”出来。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躲在冰箱里的感觉了,只是当时那份紧张和害怕让我终生难忘。如今我向别人讲起这些故事时连自己都会大笑不止,可笑容背后的那份辛酸却是那么真实地属于我的过去。
在“省队”的日子并不是太好过。我的下肢力量较弱,跑步差,耐力不行,当时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曾认真想过,我们只知道那么大的运动量令人难以承受,每天每天都太累了!于是当我感到自己不能再忍受下去时,压抑已久的天性终于张扬了一次:我成功地“策化”了一次逃跑行动!我和队里的一个小伙伴约好,那天清晨出早操后,我俩偷偷去了火车站。到了车站才知道,南宁到桂林的火车只有傍晚6点那一班。一大早就来了车站,我们只好在车站里游来荡去。快中午了,我俩已是又饿又渴,于是两人凑钱买了些吃的。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了才发现,剩下的钱已经不够买两张回家的车票了。怎么办呢?队是不能回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逃票回家!
产生这个可怕想法时我的心一哆嗦,但没有其它办法了,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原谅我们的错误。
终于捱到了晚上6点,我俩心怀忐忑地拿着两张站台票上了车,幸亏我俩人小不显眼,要是真让人家抓住了,我还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半夜两点到了桂林,路上到处漆黑,我的心始终悬着。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如果当时碰上个坏人,我们两个小姑娘就只能束手就擒了。但忐忑中还是有一些兴奋的,终于回家了!
选票“节省”下来的钱也很快派上了用场,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叫了一辆出租车。怕人家把我们拉跑了,我们还假装认识路,好心的司机叔叔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秘密的八九分:“小姑娘,从哪儿逃出来的呀?我送你们回家吧!”后来,那叔叔把我们拉到了我的那个队友家,还送我们上了楼,亲手把我们交给了那个队友的妈妈。
那晚,我住在了队友家,躺在床上还什么都没来的及想,我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睡醒,就被她的爸爸妈妈叫了起来,调查清楚我们逃跑的来龙去脉,叔叔阿姨一分钟没敢耽搁,立即把我“遣送”回家。
回家路上我就有了一种在劫难逃的预感,果然,尽管我一到家就发了疯似地大喊“再也不练了”,父母因极度恼火而对我的一顿狠揍还是没能幸免。更令他们生气和惊讶的是,没过几天,妹妹芳芳和令一个队友也效仿我们逃回了家。
爸爸妈妈不是不知道练体操有多苦多累,特别是他们的两个并不娇气的女儿相继逃回家,他们更是了解了体操“摧残”我们天性的一面。记得爸爸平静下来后,曾颇有些为难地和我们姐妹俩商量:“爸爸妈妈知道你们都是坚强的孩子,已经练了好几年了,这时候扔下是不是太可惜了,还是坚持到底吧……我们选择了做这件事,就应该努力把它做好!”
教练赶来找我们了,爸爸妈妈含着泪再次送我们上路。
其实在骨子里,我还是那么深爱着体操。事过境迁,我把那次逃跑看作是我爱体操的一种方式,它要我承受的东西太多,而心甘情愿的我也需要暂时的逃避。这就像是一对热恋中人,在一起相拥很久后也要在各自的空间里轻松一下,但那轻松是为了下一次更紧密的相拥。
我对体操一次暂时的逃避之后是一次更深情的回归。回南宁后,爸爸的话总在我边响起,我开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选择的这条路没有回程,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勇敢面对。从那以后,我练的很苦也很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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