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掘,如1935年8月,關百益在汲縣山彪鎮發掘戰國墓;1936年春,孫文青參加殷墟第13次發掘;1936年9月至11月,許敬參、郭豫才等在輝縣琉璃閣進行發掘等,都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博物館擁有的藏品不僅數量多,而且品質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鐘等;登封的九柄玉如意等;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誌、宋代二體石經、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河南博物館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讚揚。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館選送部分精品至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引起轟動,被譽為“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自價值論,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其展示的反映商周時代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青銅器物,更是震驚了世界。
為確保國寶安全,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按照國民政府的要求,經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館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其中含新鄭鄭公大墓、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等地出土的銅器34箱,運至漢口,存放于法國租界內,國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請其對暫存租界的河南古物加以保護。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于漢口的文物亦無安全保障,幾經商議,河南省政府再次決定,將存放于漢口的文物輾轉運往重慶,“撤退途中,頻遭日本飛機轟炸,一路險象環生,著實為一次險惡之旅”。至重慶,中央大學租借磁器口之校舍給河南博物館,以存放河南古物。中央大學校長羅家綸向河南博物館聲明,河南存渝古物“將與本校財產同等看待”。抗戰期間,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館張克明等監守。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但不久內戰烽煙又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沒有機會回歸河南。重慶解放後,河南存渝古物皆由人民解放軍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封存,貼有封條的包裝箱,至今仍保存于河南博物院。 但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河南存渝古物已于重慶被攻克前兩日被國民政府搶運到台灣。由於解放軍迅速抵渝,封鎖飛機場,才使得運送第二批河南古物的飛機未能起飛。而被搶運到台灣的河南古物,商得在臺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數轉藏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為該館開館之基,鎮館之寶。“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自我介紹是——“位於南海學園荷花畔的歷史博物館,為大台北地區除‘故宮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為主的公立博物館;收藏近5萬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館遷臺文物及日本戰後歸還的古物為主。若以時間劃分,上至殷商下至民國,前後跨越3000多年;由地域分野,以黃河流域漢文化區出土的古物為主,台灣早期文物居次,其他地方的宗教、民俗器物也有;從材質區別,包括銅器、玉器、陶器、瓷器、書畫、中國文字史料、工藝品、古錢幣、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十大類,其中以古錢幣的藏量最豐,河南出土的青銅器和唐三彩最珍貴難得。” 1993年,台灣成立河南古物清查小組,1997年清查工作結束後,出版了《河南省運臺古物圖錄》及《甲骨文專集》。 1950年,河南代表會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慶,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鄭、輝縣出土的青銅器51件調往北京。這些文物後分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至此,新鄭銅器分散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
王惟一 又名王维得,宋时(约生于公元978~1067年)。曾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他奉命考订针灸腧穴,于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5卷,次年铸成天圣铜人模型两座,其后又校正成《皇帝八十一难经》。王惟一在针灸学中的主要成就时:考定明堂经络孔穴,主持铸造立体铜人孔穴模型,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将图经雕刻于石上。他在腧穴学上的突出贡献,对国内外针灸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昔有宋太子性善医术,出苑逢一怀娠妇人,太子诊曰:是一女也,令徐文伯亦诊之,此一男一女也。太子性急欲剖视之,臣请针之,泻足三阴交,补手阳明合谷,应针而落,果如文伯之言,故妊娠不可刺也。
始刊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毕工于嘉桔元年(1061年),故称“嘉祐石经”或“北宋石经”。经文用篆、真二体书写,故又称“二体石经”。经成置开封太学,故又称“开封府石经”、“国子监石经”、“汴学石经”。 书经人为杨南仲、谢飶、张次立、赵克继、章友直、胡恢等人。 所刻经数,各说不一,王应麟《玉海》引了七经之目,周密《癸辛杂谈》记了九经之数,元李师圣《修复汴学石经记》又载为六经,并加《论语》、《孝经》等为八经。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下》说:“综合诸说观之,北宋石经实为九经。其目则为《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清叶名礼《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跋》亦以九经说为是。所以“嘉柘石经”为九经之数较为可信。 经刻毕,置汴京太学,后经亡佚,现仅存残石而已。
《女真进士题名碑》。碑原在河南开封曹门外宴台河,后移至开封市文庙内。刻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是考取女真进士的记录与题名。面刻汉文、背刻女真文。明宣宗时磨去汉文改刻《修顺河庙碑》,额书“进士题名刻石”,全碑1100余字,字形工整,笔划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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