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河南———从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小鱼儿倾情奉献）第一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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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贴一些17楼提到许昌长葛的古社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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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楼主提个建议,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在每个章节最好配上相应的图片,图文并茂看起来眼睛不那么疲惫

刀俎下的鱼

多谢楼上的建议啊。等发完第一辑，我会出一个目录，简要陈述一下每一篇的主要内容，供大家选择性的看

psdavidnlee

引用第13楼刀俎下的鱼于2007-12-04 16:22发表的 :
    呵呵，我不敢说船长无知，只能说河南宣传不到位。
  作为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的经济总量达到全国第五位，不知道这样的落后是不是比船长家乡落后很多。

不过人均gdp算上港澳台只能排名20/34，而且话说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现在经济总量也能达到第四，那你说中国是不是落后呢？

刀俎下的鱼

                                    伊尹与中原青铜时代

　(一)

　　如果能沿时光的河流，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然后顺流而下，做一次漂流，其惊险程度，会比黄河漂流、长江漂流更惊心动魄。

　　上溯到3600年前的商代，你会发现地球上大多数地方蛮荒未开，而河南大地文明之光闪烁明亮。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河南发育成长，向四周传播扩散。

　　在森林密布的河流两岸，走在体格强健、穿粗麻布衣服的古人中，你会听到他们在传诵一个名字——伊尹。这人是那时候的英雄，商王朝的开国名相！他辅佐商汤，打败暴虐的夏桀，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

　　新的王朝“宽以治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使天下万方(古国)归心，“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诗·商颂·殷武》)由此，众多的古国逐渐汇集成一体化的国家系统，华夏民族逐渐形成。

　　其后，商王朝打造出灿烂的青铜时代，成为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走过这段历程，你才有机会看到后来秦皇汉武的恢宏、唐宗宋祖的阔大。

　　这篇文章，希望能让你走近伊尹和那段逝去的岁月。

　　厨师出身的“总理”

　　伊尹祠周围很安静，脚踩在麦田松软的黄土上，发出轻微的“噗噗”的声音。山里的地金贵，青青的麦苗不留一点缝隙地“包围”着不大的祠堂，直长到了墙根。

　　2003年春节前夕，记者来到嵩县纸房乡龙头村空桑涧旁的伊尹祠。伊尹是商王朝的开国“总理”，在商王朝的地位，相当于周王朝的姜子牙、蜀汉的诸葛亮，是史书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名相。按照《吕氏春秋》、《水经注》等古籍的记载，这位3600年前的风云人物就出生在这一带。

　　眼前的伊尹祠规模不大，正殿5间，东西两配殿各3间，前门一座，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是三个字：够沧桑！小小的四合院内瓦砾遍地，凌乱的蒿草一米多高，一棵老梧桐下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整个祠堂灰瓦灰墙的色调暗淡，房顶满是枯叶，正殿后墙坍塌，失去支撑的屋脊也塌下一边。

　　陪同记者的姬朝武老人，退休后致力于搜集有关伊尹的史料、传说和遗迹。前不久，他听人说在一条水渠的下面，有一块关于伊尹的清代石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人一合计，他们每人出了200多元钱，雇农民把石碑挖了上来。姬朝武说，要再不保护，关于伊尹的古迹“一点也没有了”！伊尹祠是老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指着荒芜的院落，老人说，以前院里密密的都是古柏，最大的两三个人合抱粗细，站在院里看不到太阳。1958年“大跃进”时，全部被砍光了。

　　现在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伊尹祠始建于何年何月了，只知道古人曾多次重修过。现存的房屋是清朝道光年间在明伊尹祠的废墟上重建的，而明代又是在古祠的废墟上重建的。明代永乐年间，一位胡姓尚书来凭吊伊尹时，看到古祠瓦砾遍地，已成废墟，非常感伤，动员当地士绅捐资重建了伊尹祠。属于伊尹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了，这个祠堂的重建成了各朝代的“接力赛”。当地人说，伊尹祠周围的麦子都长不好，因为“下面膝盖深的地方铺了一层砖”，可见伊尹祠的规模曾经远比今天大。

　　伊尹祠前，有一小石碑，据说是胡尚书当年所立，蹲下细看，碑上字迹模糊，啥也看不清楚了。看样子，古人认为最坚固的石头，最长久的碑刻，也抵不住岁月剥蚀。

　　3600年前的人和事，实在太古老了，那时候，没有洛阳、西安、开封这些“古都”，更没有北京、南京、杭州这些“新贵”，地球上大多数地方蛮荒未开。伊尹后过了1000余年，商王朝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后，他的后裔孔子才在山东曲阜出生，长大后整理古文明、思考人生，广收门徒，开宗立派，成为后世的“至圣先师”。

　　伊尹的故事很少有文字记载，主要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的，关于伊尹的出生的传说有很浓的神话色彩。《吕氏春秋》、《水经注》的记载基本相同：一位有莘国的女子采桑时，在一棵大桑树的树洞(空桑)里拾到个男婴，抱回去献给了国君，国君把婴儿交给他的厨师抚养。

　　随后有人追查婴儿的来历：他的母亲在伊水边住，梦见神人告诉她，看到家里的石臼出了水，赶紧往东走，千万别回头。第二天早上，她看到石臼出了水，赶忙喊邻居们逃命，自己往东走了5公里，忍不住回头看，自己的家已是一片泽国，这一回头不打紧，她的身体变成了空桑。于是国君让这个男婴以伊为姓，这就是伊尹。

　　伊尹自幼聪慧，勤学上进，他不但跟着养父学了一手烹调好手艺，还足智多谋，聪明异常，志向远大。

　　关于伊尹如何出人头地，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很耳熟：他的博学与韬略闻名天下，商汤求贤若渴，三次派人去请，最终打动了他；第二种说法带点浪漫色彩：商汤为了得到他，不惜使出“美男计”，娶了有莘国公主，使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来到了商国；第三种说法可能最真实：伊尹不过是陪嫁的奴隶，很擅长做饭，但有段时间他给商汤做的饭不是咸就是淡，引得商汤询问他，他就“以滋味说汤”，从做饭谈到治国，一番高论，让商汤对他另眼相看，把这个厨师越级提拔，直接任命为商国的“国务院总理”。

　　不管伊尹和商汤如何相知，后来的结果是没有争议的：伊尹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帮助商汤打败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并先后辅佐4位商王，奠定了商朝600多年的基业。把华夏古文明带入青铜时代的鼎盛。

　　伊尹还是民间的厨神。相传他的烹饪技术十分高超，《吕氏春秋·本味篇》说他做的菜久放不腐坏?熟而不透烂?甜而不过头?酸而不强烈?咸而不涩口，辛辣不过度，淡而不寡味，肥而不油腻。《本味篇》是中国烹饪史上最早的文献，记载的便是伊尹跟商汤之间关于怎样调和五味的讨论。所以今天的厨师们还很怀念这位“有出息”的老前辈，把他敬为“祖师爷”。记者在网上看到，就在本月，首届“伊尹奖”中华烹饪技术创新大赛要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

　　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当时的文字资料，伊尹的出生地还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出生在开封陈留附近，还有人说他出生在山西合阳。在商丘，也有伊尹的墓地。

　　自称太阳的暴君

　　记者离开伊尹祠时，已经是暮色四合的傍晚。环顾四周群山，林木稀疏，植被稀少，伊洛河上游的丘陵地带差不多都这样。但时光倒退数千年，伊尹在这块土地上呼吸的时候，这里却是树大林深，清泉潺潺，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就说明这里当年桑林遍布。

　　伊洛河流域，曾是华夏文明主要的发源地之一。伊尹时，这里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

　　夏朝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传14世，17王，有400多年的历史。夏桀的国都，据说就在今天偃师的二里头。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淮河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当然，夏王朝并不是后来大一统帝国，它直接统治区之外，有众多臣服的小古国(部落)，当时号称“万方(邦)”。伊尹所在的有莘国，和商汤的商国，都是夏王朝的诸侯国，要向夏称臣纳贡。

　　地处豫东亳地(今商丘)的商国，在夏桀时强大起来，具备了和夏抗衡的实力。豫东、豫西两大势力，酝酿着一场决战。

　　传说夏桀身材魁梧，力气大得能把鹿角折断，能赤手与虎豹搏斗，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大暴君，暴虐无道，荒淫无耻。

　　夏桀并没意识到来自商汤的威胁，“赋敛无度，万民甚苦”，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有大臣劝告他时，夏桀不以为然地哑然失笑：“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当时大臣关龙逢是个“死心眼”，硬着脖子劝夏桀，结果被砍了头。

　　知道了夏桀的话，恨得牙痒痒的百姓传诵开了一个“段子”：“你这个太阳啊，啥时候死去？我愿意和你一起灭亡！”

　　在豫东，伊尹辅佐商汤悄没声地树立另一种形象。野外，商汤看到有人四面张网，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商汤说：“噫！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也祷告说：“往左边可以；想往右边也可以。不听劝告的，就要被我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一面”显示了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人人自危的小国国君听了这故事，对商汤很是放心：“商汤这个人真够意思，对禽兽都恁宽厚！”

　　那时候，人们都是迷信鬼神的，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最要紧的事。商部落附近有一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宁陵)，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于是商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但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又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呢？”汤又派人帮助葛伯耕田，还派一些老弱的人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商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让人们看够了他的无赖相后，名正言顺地出兵吞并了葛国，还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

　　商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书·大传》记载：“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为何不投奔亳地)盍归于亳？亳亦大矣！”

　　史无前例的“汤武革命”

　　商汤的举动多少引起了夏桀的警觉，他把商汤召到都城，然后关押在夏台(今禹州市)。伊尹等人忙给夏桀送去美女10人和大批珍宝，见了美女的夏桀心里一高兴，就把商汤放了回去。这大概是夏桀办的最弱智的事儿，后来被商汤千里追逐，客死异乡，他还后悔得肠子疼。这一幕，极像多年后殷纣王对周文王先拘后放，让人感叹历史惊人的相似。

　　回到商丘的商汤如同龙归大海，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伊尹等人的谋划下，商汤制定了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剪除夏桀羽翼的策略。继灭葛国后，商汤带领军队陆续灭掉夏的属国韦(今滑县)、顾(今范县)、昆吾(今许昌)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而完成对夏的战略包围。

　　多年经营，商汤的力量不断壮大。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的兵力，要讨伐商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商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

　　一年后，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九夷中一些部落也忍受不了夏朝的压榨勒索，逐渐叛离夏朝。商汤再次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听从他的命令了。到此时，商汤和伊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流传下有名的《汤誓》。他历数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对士兵们说：“我不是敢进行叛乱，实在是夏桀作恶多端，上天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借此来申明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方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一路向东败退，商汤乘胜追击。穷途末路的夏桀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商汤追到那里，宣布把他放逐，不久夏桀病死，夏王朝宣告灭亡。

　　商汤回师西亳(今偃师)，召开了“三千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商汤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建立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商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商灭夏后，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势力发展很快。商汤吸取夏代灭亡的教训，废除了夏桀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轻征薄敛，鼓励生产，安定民心。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四方归心，“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诗·商颂·殷武》)

　　在商代前期的政坛上，伊尹作用突出，他先是协助商汤治理国家。商汤死后，他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位商王，他常用“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的历史教育商王。第四位商王太甲即位后，不修德政，胡作非为，伊尹干出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他放逐了自己的国君，让他思过。《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商汤墓地。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悔过自新，改恶从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个历史上唯一的“以臣放君”的故事，在《孟子》、《左传》等书中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在古代流传很广。孟子是“天下为公”，是“大仁”、“大义”，伊尹因此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人物，被尊称为“元圣”。

　　在伊尹的努力下，商代前期国家机器、政治制度臻于完善，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而标志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

　　伊尹死于第五位商王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在商代，伊尹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恢宏斑斓的青铜文化

　　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几乎都展示有青铜器。面对青铜器，我常常感觉到一种震撼：硕大的形体，显示了青铜文化的恢宏；铜绿斑驳的外表，昭示着青铜文化历史的久远。

　　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一个世纪来，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断增多，精美绝伦的铜工艺品、种类繁多的铜日用品、逐渐成为礼器祀具的青铜彝器、抽象变形令人眼花缭乱的铜器纹饰、庞大建筑群的铜构件和铜饰物、金声玉振的音乐演奏及持干戈而舞的铜像，都显示出那个时代文明的灿烂辉煌。

　　商的统治范围比夏王朝更大，文明程度更高。商代前期，疆域不断扩展，影响范围达到长江流域。经过商代中期的长期混乱，盘庚迁殷以后，商王朝再度“中兴”，随后又有“武丁盛世”。武丁即位以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傅说、甘盘、祖已等贤能志士。他四处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甲骨文显示，这些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朝征服了周围的各方国，大大地扩充了商朝的疆域和人口，这个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

　　商王朝的疆域划分为王畿和四土。王畿是商王直接管辖的地区，甲骨文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后来称中国、中土、天朝，大概是从此而来)。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以外是多方(众多的古国)，是众多古部落分布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四处征战，商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展，中原青铜文化也同时向四周传播扩散。众多的古国逐渐汇聚成一体化的国家系统，华夏民族逐渐形成。

　　各地出土的色彩斑斓的青铜器，生动地勾勒了商王朝的疆域，也展示了商文化在神州大地上的传播和扩展。

　　商代早期(即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以郑州出土量最丰富。从1955年后，郑州市白家庄、铭功路、东里路、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南关熊耳河、二里岗等地的商代墓葬和窖藏坑内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以安阳出土量最丰富。有人统计，上个世纪河南出土青铜礼器1000多件，戈、斧、锛等兵器、工具和用器数量更多。

　　山东泰山以西、陕西西安以东、河北南部、山西南部、湖北北部，这些地域是商王朝的王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与河南的同类器形制相同；而四川、湖南、内蒙、甘肃、江西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虽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特色，但也都有明显的“中原风格”，这些地域是商的“四土”或“多方”，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青铜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由于青铜工具远比石器锐利，并可以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和农具，因此它的出现有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青铜时代，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巨大的宫殿建造起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几个都邑遗址面积都很大，均在上百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几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据估计，当时殷墟人口在10万以上，而商朝势力所达的地域，人口达到600万以上。灿烂的青铜时代，把中国古文明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为周乃至秦汉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林密水丰的商代中原

　　数千年过去了，伊尹所处时代的人们所爱所恨所思所想，早已随风而逝。他们的生活图景，到如今我们也难以描绘，即使想象，也不一定能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们上演爱恨情仇的中原，与今天中原的自然环境迥然不同，那时的中原，森林草原密布，河流湖泽众多，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华夏古文明。

　　“逐鹿中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所谓“逐鹿中原”，最初的含义是中原森林湖沼多，野兽成群，是个逐鹿打猎的好地方。后来这个成语与“问鼎中原”一样，成了争夺天下的委婉表达，听起来气魄很大，也显示了在古人眼中，早期文明发源地——中原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夏商两代的都城多次迁移，但基本上是在中原一带。大禹最初的都城在阳城(登封境内)，后来迁到阳翟(今禹县)，而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认为是夏代最后几个王(包括夏桀)的都城。

　　灭夏之前，商汤的城邑在亳(今商丘一带)，灭夏后，为了加强对夏人中心区域的统治，商汤迁都西亳(今偃师商城遗址)，商代中前期迁都于郑州商城，后经多次迁移，定都于今安阳殷墟。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多次迁移，为何总不离中原？分析个中原因，除了文明传承的因素外，也与当时中原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生存，适合农牧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根据考古发现和全球气候变化，学术界认为，公元前2000年，全球气候较暖，在国外通常成为“气候最适宜时期”，夏商两代基本上处于这一时期。当时，中原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属于亚热带气候范围，与今天长江流域差不多。

　　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建魁介绍，当时的中原大地地势平旷，河流湖泊众多，今天的大小河流，只是古时河流留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而且水量比古时已经大减。那时的中原不但河流多，湖沼也多，有学者根据古籍，统计出先秦时河南的湖沼不少于24个，如郑州附近有莆田泽，开封东南有逢泽，商丘东北有蒙泽等。到西汉时，今天内黄县的黄泽还有方圆数十里大小。

　　那个时期，中原地区森林密布，乔木、灌木树种分布广泛，种类多，有松、栎、桦椿、核桃、柳等，这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家的证明。在甲骨文里，也可以看出造字的人不是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他们的四周布满了原始森林。朝和暮也就是日出和日落，生活在平原的人看到的不是太阳落山、落海的景象，而是太阳从林中升起，又在林中落下，所以“朝”、“暮”两个字，在甲骨文中从草或从木。“朝”的形状是太阳从草木中出来、月亮在草木中落下；而“暮”的形状则是落日隐没于林及鸟儿已归林。那时中原的野兽很多，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状况。甲骨文记载，今天的沁阳一带是当年商王最重要的狩猎地，商王出猎，一次最多能猎虎3只、大象10头、麋鹿700头、兔子无数。一次狩猎，捕获的有森林动物、草原动物，还有沼泽湿地动物，说明这些地形在中原地区相连成片。

　　气候湿润、森林茂密、人烟稀少，是夏商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华夏的早期文明发育良好，河湖多，地势平坦，有利灌溉；森林覆盖面积大，使土地肥沃疏松，有利耕作。在生产技术不发达时，这些自然条件是决定农业文明能否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数百年间，商代人把华夏文明推进到新的高度。

　　郑州是商代的重要都城之一。3000多年前，这个古老商城的东北角，也就是今天的国际饭店、中州假日宾馆及燕庄一带，还是湖泊沼泽，这儿莺飞鱼翔、草长林美。

　　今天，记者漫步在国际饭店前的金水路、经三路上，看到的是满目的钢筋水泥层林，水泥硬化的路面把参天大树挤压得没有了生存空间，但令人高兴的是，经三路上还有两条窄窄的绿化带。

　　现在郑州的草坪毕竟比从前多了起来。在郑东新区，一个很大的人工造湖计划也将付诸实施。毕竟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的古老文明是在一个草盛林密、河湖纵横、野兽徘徊的自然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历史的脚步迈入21世纪的今天后，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它就是生物时代。生物时代的基石是农业文明，但它又会反过来把传统农业文明折腾个天翻地覆。我们期待着这个天翻地覆来到中原，我们自然也应期待那个塑造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伟大青铜时代的自然环境，再次回归故土。

刀俎下的鱼

                                            寻觅老子的踪迹

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函谷关留下五千言，毅然又骑青牛西去，从此无踪影。不过这用韵文著就的大作，把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搞得迄今半痴半醉，咿咿呀呀地学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过关书写五千言

　　自古以来，有一个关于老子的问题：他从今天的河南灵宝县秦函谷关走后，究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不知道。在历史文献上，只说他西渡流沙，过了新疆以北，一直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

　　究竟是往中东或者印度？不知道。他的老家鹿邑县人说老子去了印度，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神仙传》上说，老子已达到“不死”的境地，如此他还活着？这一切还是不知道。

　　现在的人究竟知道什么？河南鹿邑人知道老子是鹿邑人，河南灵宝人知道五千言的《老子》是在灵宝写得。老子的生平似乎很简单，他姓李，名耳，出生地为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古时称楚苦县历乡曲仁里。做过周代守藏室之史，用现在话理解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因守着图书馆读典甚多，孔子问礼他两次，有史记录的老子踪迹，就是由豫东的鹿邑到豫西的灵宝，跨长550公里。

　　老子是骑着青牛，踏上西去的路途的。记者由郑州到鹿邑县，从那里开始了虔诚跟踪先哲的风尘。在函谷关迎候我们的是函谷关景区管理处办公室的张主任，虽然记者一再解释，他仍不清楚采访的意图。

　　这与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至函谷关情景迥异，当时恭候老子的人物——关令尹喜，大概如同现在的海关、边境站的站长。一天，尹喜晨起望气——中国古人有望气之学，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贵人过关，遂吩咐家人备好小酒小菜，叮咛手下打扫关口卫生，尹喜有他的小算盘。

　　果然，一位皓首长髯老者，骑着一头青牛悠然而来。老子不知怎么是走时匆忙忘带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关牒。没有关牒，依秦国的规定是不准过关的。这正好给了尹喜一个机会，逼老子传道给他，老子没法，只好暂留函谷关，写下五千言。其实，即便到了今天，到底是“关令”叫“尹喜”还是“关令尹”名“喜”，都还有那么两帮人在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若真的是“老子化胡”为佛，那真应了释迦老头说的“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米兰·昆德拉说的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能李耳他老先生正在窃笑我们这篇文稿。

　　他是不是情愿，还是真的被胁迫动笔的，现在已无须究竟出个所以然，反正白居易说老子是用自己的手打了自己的嘴巴，还赋诗“花椒”老子，有道是：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老白的意思是，既然你老人家说过了，干吗还要违背自个的意愿呢？

　　尹喜得了老子的传授，连官也不做了，玩格调玩高雅去了，也不知所终。

　　两人在函谷关的机缘，活生生把一个只有军事意义的关卡，一下子赋予了文化内涵。当今的函谷关旅游景区，连导游也只谈尹喜的望气台，老子著经地太初宫，而不言历史上在此发生的“三纵攻秦”、“玄宗改元”的事件。也曾“黄袍”加在身

　　老子西去“大隐”的举动，可害苦了后人，因为没有他后半辈子行踪的依据，又加之史书记载他前半生的事情，也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字。越不知越想知，这可能是人天生的毛病。于是，爱戴他的后人就开始杜撰了。

　　说什么老子的母亲是无夫而孕，怀他81年，由右腋生下，老子出生时即须发皆白，因此，才叫老子。后人倒是怀着无限热爱的崇敬心情来神化老子的，可大家这么一吹捧，反倒有悖他老人家“无违自然”的教导。无夫怎么有孕？怀胎干吗这么长？分娩渠道也不对嘛，还让老子自幼没有父爱，这般编排，老子若知，一定会觉得后人太没人道。

　　说他骑的青牛，原是麒麟，被老子用一树枝插将鼻中，驯服成牛。说给牛扎鼻穿便是老子的一大创举。后来，大凡提到老子，都是一个老翁骑着青牛的形象。在鹿邑、灵宝都以这个版本造型，完成了图腾般的老子石雕像。

　　那些神仙故事，只是说说，谁也没有把它当真。五千言的《老子》，由关尹子得到，传给了壶子、列子、庄子。到了唐朝，一不留意成了国教，老子也被后来的道教(汉代创立)不容分说地“黄袍加身”一跃成始祖，由此《老子》改称《道德经》。1973年12月在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说明那时老子便被人崇了。

　　还有一个人崇老子更带样，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唐皇李隆基，他当了皇帝之后，非要把自己的家族血统搞得更加伟大光荣一些，比较来比较去，觉得李耳不赖，设法把自己说成老子的后代，尊他“太上老君”、李母为“先天太后”、奉太清宫为家庙。鹿邑人讲唐末黄巢军过现在的鹿邑，一把火烧了太清宫。那态度很明确：老子啊老子，既然你是大唐的老祖，毁了你的庙，也是俺起义军万般无奈的下策，没有态度，就没有造反的理由呀，说罢，大军撒腿就走。

　　宋真宗赵恒好道，因姓赵不敢与老子拉亲戚关系，却自称道君皇帝，公元1014年朝拜重建后的太清宫，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看看咱们老一辈皇帝爷们，都俗气到哪个份儿上了，为了跟老子套近乎，都恨不得快叫他父皇了。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一次施政纲领中也念念有词地引用老子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引申意就是治理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就好像烹煎小鱼一样，是不能多翻动去折腾它的。里根是真读懂了《老子》，还是在作秀，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不好乱讲的。我们去函谷关时，管理处的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当年里根总统讲这句话的照片，还把照片张贴在墙上。那意思分明有摆摆咱老祖宗派头的暗示。

　　鹿邑人民敬他？

　　老子一生，与鹿邑、灵宝两地结了不解之缘，一是出生地，二是著经处。两地走了一遭，觉得还是人民群众最智慧，把五千言当经念，把老子当神看。有个病有个灾的，拿一沓黄纸、一束红香，老君台前烧了燃了，许一个美好未来，磕三个响头，就回去该干啥就干啥了。

　　2003年1月3日是旧历的初一，逢初一、十五，鹿邑人都要去老君台赶会。那天，老君台后街被货摊货担，堵了个满，塞了个严。

　　进入院内，黑压压的是人，雾腾腾的是烟，看每一张脸，睹每一举动，都如神似仙，但出了老君台的大门，又是世俗人间的感觉，卖冰糖葫芦、卖烤红薯、卖虎头鞋、卖塑料盆的……

　　而到了灵宝的函谷关，感觉又不同了。虽然那里也有摇卦算命的，也有供奉的老子像，但已经没有了异样的感觉。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体悟到的是什么便是什么。领我们参观的导游有点小自豪地说，函谷关旅游景区倡导的主题是老子文化游，因为这里是老子著经的地方。

　　老子在灵宝是以一个哲人的身份，完成他的著作的，在鹿邑他做了些什么，具体的谁也没法说清。那里的人们一直认为他除了讲道外，没事就潜心炼丹，老君台在公元1014年前，叫升仙台或拜仙台，民间相传，老子修道成仙于此处飞天。李耳，只是周代管理图书馆的小官，他只是守着竹简书多的地方，贪读了一些而已，哪里是什么神仙皇帝、炼丹的道祖？

　　在鹿邑，百姓敬奉老子，学者研读《老子》，而商人利用“老子”。在鹿邑，喝了一杯当地新推出的“老子酒”，还听说个别国家的商人，拿老子当商标，已经“抢先注册”了。

　　其实，难懂的还不是《老子》，而是我们人类不断变化着的鲜活思想。

　　为何西去不归？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乱象已萌”的时期。他认为，周礼已崩，人心不古，便离周西去，作出了低调的人生选择。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孔子也哀叹世道不古，但却周游列国，说服大家“克己复礼”。

　　现在，我们要了解当时二贤的切实想法，已经相当困难。如果我们将现代人所处的环境，所处这样环境下的内心感受，作一比较的话，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他们了。

　　别的不说，单单就自然环境而言，什么“工业污染”、“车辆污染”、“噪音污染”等等这些后患无穷的公害，大家也快受不了。你要么学老子躲得远远的，到自然中去享清净；要么跟孔子一样站在菜市场、超市门口，逢人便说：为了你和大家的幸福，请你不要使用塑料袋了。结果呢？路人瞥了孔子一眼，不用塑料袋？难道让我们用那携带很不方便的竹篮子不成？亏你想得出。

　　老子、孔子当时的做法，都没有得到当世的接纳，却在后世得以发扬光大。知道一点当年的社会背景，也就容易理解老子西去的动因。

　　可我们在灵宝还是听到这样的故事。

　　1984年岁末，一个洛阳人伙同另一个灵宝人，对灵宝境内的周秦古道进行了为期19天的徒步考察，行程150多公里，途经64个自然村，走访了200多位老者，写下了300篇笔记，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大致弄清了灵宝境内的周秦古道，认定了老子东来西去所经过的路线。

　　试图考证两千五百年前，一个老人实际走过的路线、途经的地方，是一件很文化的事。意义大不大，姑且不论，至少考察者得到了心灵的安慰。但是，转念一想，又怀疑它的真实性。照老子那股潇洒劲头，非得按照后人指点的路线走吗？他要是绕着道走呢？他要是放着大路不走，偏向歧路走哩？

　　老子说，我已“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隐居几千年，你们就饶了我吧，别再劳神玩虚的了！

　　老子劝大家做隐士？

　　老子没有让大家都舍弃功名，身退做隐士的直言。

　　但是，道家对世俗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自然规律，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喜欢自由自在，不为利诱不为威迫。

　　这一思潮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却使明达时世的人归隐山林。连老子也写罢五千言后，遂了“功成身退”的意愿。

　　姜太公、范蠡都是功成身退、不拖泥带水的例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倡导的入世思想占了主导，一代代的中国人“头悬梁、锥刺股”就是要金榜题名，入世就得当官，当官就能兼济天下。哪里还有谁想急流勇退？

　　去哪里找寻近代或现代的隐士？曾国藩不是，苦苦打了9年战争，剿了太平天国，怕“功高震主”惹来杀身之祸，便假装大儒，写日记、寄家书，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让朝廷看了放心。老曾不是身退玩学问，而是自保的巧智。袁世凯回安阳养疴，蓑笠木屐，垂钓湖畔，一副大隐的样子。谁料革命党一闹，疴也不养了，屁颠屁颠地去剿“乱党”了。最后，自己不但不隐，还上演了一幕假装为大清帝国好的劝退，骗得善良的孙中山先生自觉让出大总统的位子给他坐。蒋介石也退隐过溪口，那是环境所逼“禅让”于李宗仁，可跑到台湾岛就不认了。

　　1918年夏，弘一大师李叔同突然去了虎跑寺办了出家仪式，颇令相识他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此前他是相当纵情的。皈依佛门算不算隐者？在未去鹿邑、灵宝之前，以为不是；现在，就认它是了。阮籍、嵇康、李白、陶渊明或放达纵欲或隐逸淡泊，多是老庄思想的隔代承继者。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真正偏重于出世乃佛家，儒家的学问在于倡导入世，而道家随意，可以入世，也可以出世，或出或入，随其性情。所以老庄之学，没有劝说什么大家都去玩超然，只是老子和庄子人都怪怪的，不大张扬而已，使得人们很少了解他们罢了。

　　南怀瑾说过：儒家像粮食店，不能没有；佛家如百货店，什么都有卖，逛逛也很养眼；道家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都可以不必去踏它的门，要是一生病，就非得去找上门去不可。

　　袁世凯、蒋介石都是在很背的时候，不得已才到老庄世界里，寻找慰藉的。连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顺境里，据于儒；逆境中，依于道；无奈时，逃于禅。

　　老子孔子生时事

　　老子比孔子大19岁，据史料记载：孔子问礼老子两次，不过，鹿邑有学者说是三次。不管两次还是三次，说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应该不为过。

　　老子在周，做了一个“守藏室之史”的小官；孔子的仕途，也只是在鲁国谋到一个“司寇”(管司法的差使)而已。

　　二老是眼见周室衰微、礼乐废弛，憋了一肚子不满和牢骚的大文化人。老子见情境不好，于是独自一人，赶着青牛“善其身”一走了之，以遁世的方式抗议世俗；孔子不然，用积极的姿态，率众弟子驱车周游列国“济天下”去了，结果也弄得筋疲力尽。老子书写《道德经》；孔子写《春秋》、留《论语》。两相比较：孔子主张仁治礼教；老子倡导无为而治。

　　老子思想完善者乃庄子，老、庄都是河南人；孔子学问后继者是孟子，孔、孟都是山东人。老、庄神秘是人又仙，孔、孟智慧是人又圣。

　　老子生平难考，其故事多出自民间传说；孔子生卒翔实，无异议。

　　既然说到两位先哲，行文至此，给一些笔墨于孔子。孔子阔别鲁国13年后回国，鲁哀公16年(公元前479年)，终老于杏坛。孔子死后，弟子们将他安葬在鲁都北泗水之滨，服丧三年，然后洒泪分手。有一些弟子和亲友恋恋不舍，就在孔子的坟墓边居住下来，后来名为孔里。冢旁一空地，成为鲁儒举行乡饮、乡射之所。原城中孔子的故居，辟做庙堂，内藏孔子遗物和礼器，儒生们在里面学习礼乐，历400年(直到汉初)，这庙里未断弦歌之声。

　　老子过了函谷关，有无随从，不知道；盘缠够吗？不知道。但我们从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诗句中，读到了41岁辞了县令，归隐于田园的陶渊明晚年生活的贫寒。此前，他也几番归隐，又几度入世做官，都因柴米所困不得已而为之。亲历耕作的生活尽管让陶渊明实现了“复得返自然”的梦想，但也使他遭遇到预想不到的火灾、虫灾、风灾的困苦，最后竟沦落到上门乞贷的凄惨境地。陶渊明与老子一样都是大隐之士，但从陶渊明的例证来看，并非做隐士就一定都很逍遥自在。

　　老子晚景能好到哪里？他真的就不再想周礼了吗？孔子晚年是凄凉多病的，两个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先他而去，令他心痛；而天下无道久矣，催他心死。他临死的七天前，扶着拐杖倚门盼子贡归来，见子贡回来，孔子说道：“泰山其坏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言罢黯然泪下。

　　孔子还有一墓冢，老子没有，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活到160岁，也不会像神化他的百姓说的那样长寿不死。

　　老子孔子身后名

　　1983年，记者第一次到山东曲阜，离“批林批孔”运动不远，一行毛蛋孩到了孔子的故乡依旧改不了口误，言必称孔老二。同行的一人提醒大家：“别这样叫，曲阜都是孔老二的亲戚，小心挨揍！”

　　没有谁挨揍，的确大家封住了臭口，却弄得十分别扭，偶尔不得不提他老人家尊姓大名时，很乖巧地带着巴结当地人的意味言必称孔丘。当时，无知地以为叫孔子也是不敬。

　　紧张的是怕挨揍，惊讶的是孔庙气魄。乖乖！不知谁很粗犷地感叹了一声。

　　20年后，当我和其他记者动身前往鹿邑县老子故里时，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象，去过的人讲，那里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

　　老子庙即太清宫，这一建于汉代(公元165年)的庙宇，分前后两宫，前宫祭祀老子，后宫供奉李母。两宫相距500余米，中隔一河，河上有桥，名叫会仙桥。前宫住道士，后宫宿道姑。两宫有事相商，以云牌传递，道规甚严。

　　因唐室老子庙为皇家庙，老子庙建筑得大气辉煌，一如长安王宫。但那都是往日的王者霸气，当地村民讲，古时的老子庙，周围40里皆属庙的领地。现在农田地里，有很大的柱础。当地农民所指，即1997年至1998年对老子故里太清宫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

　　除了唐末黄巢毁过一次老子庙以外，宋末的金兵、元末的韩林儿造反，都使毁了又毁的老子庙一次次被摧残。清康熙17年(公元1678年)重建，是民间自发集资，其规模已经不及唐宋时的十分之一。现在鹿邑人虽有增修，限于财力，也只是小有添加而已。

　　让我们再看看孔子后世庙堂的情况：在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均为孔氏家族的领地，统称“三孔”。

　　孔府为孔家后代居住的地方，开始其规模不大，经2000多年历代历朝的扩建，才形成今天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古建筑群，有殿堂楼宇152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太清宫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出了两个档次。

　　孔林占地200公顷，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说它“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孔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延时最长、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地。历史上有11个皇帝19次出巡到孔庙。去过老子故里祭祀的皇帝，是自称老子本家的唐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武则天和外姓又特迷老庄的宋真宗赵恒4位。

　　孔庙占地300多亩，有厅、堂、殿、庑466间。孔庙大成殿飞檐下那10根镂空雕刻的龙柱，就是跟北京故宫的龙柱相比，也不遑多让。

　　孔家的“富贵没头”，是一位离曲阜并不太远的皇帝带来的，他就是家在江苏沛县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195年，刘邦到曲阜，封孔鲋弟孔腾为“奉祀君”，由此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

　　孔子世家谱，犹如一棵大树，支派繁多。但不管旁支分到多远，每一支从分支到发展，在家谱中都有翔实的记载。但在家谱的源流部分，孔子的远祖乃是宋国的国君微子、宋闵公等，其家族并说宋闵公是孔子的11世祖，而他们始祖分封地宋国都城，就在今河南商丘附近。

　　商丘到鹿邑的路，我们采访时驱车走过，不过40分钟的路途。行文由老子说到孔子兜了那么大的圈子，能说明什么？是想讲孔子也是咱河南人的后裔吗？不！即便有这个必要向世人说清楚，那也是《孔子世家谱》上的记录。

　　孔子身后的尊贵，老子好似无法比，老子仿佛无后。至少没有其家族后裔的记载。一说他是李氏的先祖，但那一天采访归来，我问一位姓李的同事：“你姓李，老子也姓李，那你是不是老子的后代？”他回答得有些犹豫，但也很坚决：“不是吧，比老子姓李早的，还有呢。”

　　当时，听同事这么一说，也就再没有了其他想法。后来在家为写老子的文章准备案头，却读到一则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认宗的故事，有点意思。

　　朱元璋做了皇帝，想拉个同姓的文化人当祖先，觉得朱熹不赖，所以就大捧朱熹。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熹的后代，绝对不是！”朱元璋就有点强人所难地说：“朱熹是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依旧不认。理发匠的秉气，使朱元璋“攀亲”的意志发生了动摇。想想，一个平民，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此不认了，但还是很卖力地追捧朱熹。

　　老子说，“道法自然”，说白了，就是顺乎自然，演绎了讲，不属于你的，就甭要，只有人民群众才知道其中的道理呀！因为他们才“绝圣弃智”。历史书籍读多了，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的初创时期，都是拿儒家当门面，实际上背后玩的是黄老那一套。也即历史学家所言：“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东汉初期，刘邦的“外示儒术”是不是面子活，不好妄加断言。他的儿孙文景二帝，都是喜欢研究《老子》，用的治国方略也是道家的“清净无为”，连汉文帝个人的道德修行，也是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文帝的一件袍子，补丁摞补丁，穿了20年就没有换一件新的，这不是玩作秀，而是信奉道家的恭俭无为，一意与民休息。汉文帝执政20多年，狱中空荡荡的很少有犯人，这便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学家称慕的“文景之治”。

　　当时，北疆匈奴常挑事端，文景二帝多是低调处理。等到国库银两攒够了，有能力折腾一把的时候，轮上汉武帝刘彻露了一手。他不仅出动浩浩荡荡的军队，穿越沙漠地带攻击强悍无比的匈奴，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彻底的打败了对手，顺便捎带攻击朝鲜与南越等，汉武帝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他在位54年，不打打谁，手就痒。

　　更有意思的是，他一反老爹老祖的老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儒道两家在秦汉之前，原本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都是围绕一个“道”字阐述自己的观点，套用老子的话作结论：“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到了皇帝大人那里，厚薄宠辱全在一私利己。用得着老子了，就给老子庙再盖一间房，需要巴结孔子时，又会到孔庙里添一炷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还有那个墨子，他们在老大远的年代创建的思想理论体系，到了今天还管用吗？问谁？尤其是他们张口闭口地说的那个，那个怎么解释、怎么理解，见仁见智深奥无比的“道”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说得再露骨一些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切身的利益。

　　要不他们愧称圣人、哲人、大师了。他们老是抱怨他们那个年代“礼崩乐坏”，什么“王道”没有了，变成了“霸道”。谁的力气大谁就割据一方，有枪有粮就是草头王，想打谁就打谁。面对当时那样的糟糕局面，老子说：“我管不了也懒得管朽木不可雕也。”孔子说：“我得管管，世界出问题了，跟领导很有关系，只要道理正确，他们不会不听吧？”

　　现在有一个大国要打一个小国，理由是这个小国已经穷得丁当响了，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另一个小国也比较不听招呼，不给它铀，就非得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那大国也想威胁威胁它。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国际关系的是非正误了，从你们倡导的“道”中，该让这个世界正常一些，还是“责备贤者”，与百姓没有关系？

　　老子有一句话说得不错，该给小布什和萨达姆同时看看，这对他们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非常重要，那就是“治大国，若居下流”那一章，大意是大国对小国谦虚一点，就能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虚一些，就会取得大国的宽容。大家都不谦虚的话，我中华老子的谆谆教导也不起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一直搞不懂。那就是财富追求过程中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处理问题。老子、孔子这些圣人的老思想老观点，还能否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其实，这才是时下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

　　最近身边的人都在议论买房买车的问题，还有一些人最近又换了新的带彩屏能数码拍照的手机，大家好像一家伙富裕了起来似的，没人再从骨子里关心一个大国将要可能打一个小国的问题，也没有谁再傻乎乎地作想，战火假如燃烧到家门口，我们是否拿起枪来保家卫国。我们正在埋头追求财富的过程，没有时间和精力旁顾其他。

　　大家甚至在买汽车、频频换哪一款手机时，丝毫没有想到现在物质文明带来的尾气与辐射等危害，现在的人都很自私了？更大自私还来自于新的财团，耍小动作玩小机巧，譬如说虚报财务报表、设法偷漏税款等，原来以为只有财富积累期的国家和机构会如此搞阴谋诡计，美国的安然也玩这一套，就糊涂了。

　　老子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这话无论怎么作解，都有一层劝人莫过度物质主义的意思。老子反对财富？NO，道家做人的观点很清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物欲就是了。孔子反对人们追求财富？也不是。孔子的晚年生活来源，全仗又从政又做生意的子贡支撑。孔子要说很喜欢学生颜渊，却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孔子说了，颜渊很有德行，但太穷。

　　哈哈！读圣贤书竟读出了现代感，读出了世俗人味，老子、孔子也是普通人，他们也得穿衣戴帽，吃五谷杂粮。

刀俎下的鱼

                                      冬日探访墨子故里　

  两千多年前的和平主义者

　　伟大的哲人和圣徒：墨子毕生宣讲爱与和平

　　“黑泥捏个墨子王。披头发，大脸膛，橡壳眼，高鼻梁，一身黑衣明晃晃。皂角大刀别身上，两只赤脚奔走忙，肩上挎个万宝囊。野鸡翎，长得花，天下污浊一扫光。”

　　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鲁山县的一首民谣。民谣中的墨子王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在人们心目中，墨子肤色黝黑，眼大而圆，披头散发，身带大刀，有点像游侠，是个要将天下污浊一扫光的“王”。

　　鲁山县以山为名，名副其实，其境内山山相接，岭岭相连。群山中属石人山景色最美，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千四百多年前，墨子就诞生在这里。

　　当地群众把墨子当成自己家乡的“特产”。有人问：“你们那里有什么？”答曰：“我们那里有墨子。”

　　当地群众更把墨子当成神。今年86岁的老人张冠文回忆，很早以前这里就建有墨子庙，逢年过节或谁家有事，都来这里祭拜，“香火”一直很盛。

　　鲁山县熊背乡熊背村有一处黑隐寺遗址。据说墨子晚年隐居在这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墨子改姓黑，死后也葬在这里。站在遗址旁，65岁的村民罗新荣对记者说：“墨子是个大善人，一生制止战争7次，死后成了仙。对面那座山叫南天门，墨子就是在那儿升天的。”罗新荣连说带比画，表情十分认真。

　　墨子成仙是不可能的，但墨子是大善人、大思想家，这倒是不假。

　　墨子名翟，生卒年月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学术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派。当时，墨家与儒家、道家齐名，墨子与孔子、老子一起被人们尊为圣贤。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伐，社会动荡。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是由于人们不相爱，所以他提出“兼爱”与“非攻”的主张，反对损害别人，反对战争，要人不分亲疏远近地爱一切人。他认为如果大家都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各种罪恶发生。墨子的这种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墨子反对战争、倡导和平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止楚伐宋”的故事。

　　在战国初年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惠王想重新恢复楚国的霸权。他扩大军队，要去攻打宋国。

　　楚惠王重用了一个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他是鲁国人，名叫公输般，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鲁班的。

　　公输般被楚惠王请了去，当了楚国的大夫。他替楚惠王设计了一种攻城的工具，比楼车还要高，看起来简直是高得可以碰到云端似的，所以叫做云梯。

　　墨子听到楚国要利用云梯去攻打宋国，就急急忙忙地向楚国赶去。跑得脚底起了泡，出了血，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下一块裹着脚走。

　　这样奔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都城郢。他先去见公输般，劝他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

　　公输般说：“我已经答应楚王了。”

　　墨子就要求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在楚惠王面前，墨子很诚恳地说：“楚国土地很大，方圆五千里，地大物博；宋国方圆不过五百里，土地并不好，物产也不丰富。大王为什么有了华贵的车马，还要去偷人家的破车呢？为什么要扔了自己的绣花绸袍，去偷人家一件旧短褂子呢？”

　　楚惠王觉得墨子说得有道理，但是仍不肯放弃攻宋国的打算。公输般也认为用云梯攻城很有把握。

　　墨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能攻，我能守，你也占不了便宜。”他解下身上系着的腰带，在地下围着当做城墙，再拿几块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叫公输般来演习一下，比一比本领。

　　公输般采用一种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种方法守城。一个用云梯攻城，一个就用火箭烧云梯；一个用撞车撞城门，一个就用滚木礌石砸撞车；一个用地道，一个用烟熏。

　　公输般用了九套攻法，把攻城的方法都使完了，可是墨子还有好些守城的高招没有使出来。楚惠王听了墨子的一番道理，又亲自看到墨子守城的本领，知道攻打宋国没有多少胜算，只好说：“先生的话说得对，我决定不进攻宋国了。”

　　一场战争就这样被墨子制止了。

　　史书上记载，墨子“善守御”。看来，“善守御”对他实施和平主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尴尬的历史和现实：墨子的理想渺不可期

　　凝望墨子，记者在想，身处石人山这样一个幽僻的地方，墨子的和平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

　　史载，战国时期，仅楚国进行的大小战争就有600余次。在战国时代，战争的形式与春秋以前的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民中征兵成了很普遍的现象。从乘坐战车的贵族之间的战争，发展成为运用农民以步兵为主的战争。步兵的参战使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战国七雄展开了连续不断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激战。

　　也许正是这一次次的战争和一个个命贱如草的生命的消失让墨子这位僻处一隅的平头百姓再也无法沉默。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奔走呼号，不停地宣讲自己的和平友爱思想……虽然墨子倾其一生精力宣传和平，但也左右不了残酷的现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在他死后，历朝历代，战事连绵。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墨子的后裔也“在劫难逃”。

　　墨姓后来分为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三支。在墨子的出生地——鲁山县尧山镇西竹园村，有一长十里的相家沟，墨子后裔、84岁的老人相国广一家祖祖辈辈就居住在这里。相国广弟兄五个，他是老三。1943年，相国广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鄢陵，不愿打仗的他偷偷地跑了回来。接着，他的四弟相国安也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相国广老人说：“我的老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就宣传和平，可直到现在，咋还总是有人想打仗呢？”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发生在上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据统计，战争期间，世界各国的伤亡达9000万人以上，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到墨子像前拜谒这位先哲那天是12月13日，恰是南京大屠杀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侵略军攻入南京后疯狂屠城，30万中国人惨遭杀戮。记者的脑海里一边闪现着墨子为推行兼爱思想而忙碌的身影，一边闪现着战争中血腥杀戮的场景，真是感慨万千。

　　和平友爱是人们永恒的追求，可几千年来，世上哪一天没有战争的阴影？哪一天没有暴力事件发生？就在记者采访墨子故里和撰写这篇稿件之时，不幸的消息在报纸上电视里不断传来：东帝汶发生骚乱，5人死亡，该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其顿驻卡拉奇领事馆发生爆炸，3人死亡；印尼一麦当劳餐厅和一汽车展厅发生连环爆炸；“倒萨”战争已经箭在弦上，美国称，如果遭到生化武器袭击，将动用核武器……

　　凝望墨子，记者心中涌起一阵阵悲凉——从墨子的时代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但仇恨和暴力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肆虐，墨子的理想仍远远没有实现，相国广老人那句大惑不解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的老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就宣传和平，可直到现在，咋还总是有人想打仗呢？”

　　鲁山县熊背乡熊背村有一处黑隐寺遗址。据说墨子晚年就隐居在这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隐居时墨子改姓黑，这就是黑隐寺的由来。

　　如今的黑隐寺遗址一片荒凉，已经看不出一点墨子隐居的痕迹。岁月的巨手好像可以随意抹去任何东西，伟大如墨子看来也对此无能为力。

　　不过正因为荒凉，才更容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站在这里思慕先贤，但觉天地悠悠，世事如梦，两千多年前的墨子仿佛近在眼前，又仿佛遥远得不见踪影。

　　“成义堂”、仁义庄、张国通……墨子的精神代代相传

　　对于墨子，当地人表达敬意和纪念的方式之一就是为这位先祖立一座像，让他永远护佑着家乡。同时，墨子的精神也在他的故乡一代代传承下来。

　　鲁山县的张新河、郭成智、郑建丕、张怀发、张九顺、陈金展等人都是从事墨子研究的学者。多年来，他们行程1万多公里，查阅典籍数百种，拜访学者百余人，访问群众无数。据他们考证，自古以来，鲁山一带就活跃着两个民间组织：“成义堂”和“堂匠班”。直到上世纪初，这两个民间组织都还存在。

　　“成义堂”在民间又称“善书堂”，也有人称之为“念善书的”。“成义堂”非僧非道，既不敬神，也不立庙，只尊墨子。他们劝善禁恶，济世救众。每逢庙会，他们就搭起篷来，给人们诵读“善经”。群众把“成义堂”的人都称为善人。据初步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善人”，有鲁山县马楼乡黄土郎沟村的王实先生，张良镇杨庄村的张五先生，磙子营乡肖河村的王思彬先生，瀼河乡的赵喜先生、李小旦先生以及赵村乡的辛加功先生等。

　　“堂匠班”实际是一个互助合作的劳动组织，它由各种工匠组成，每个班10人、20人不等。“堂匠班”专门帮助贫穷人家建房盖屋，修渠垒堰。原“堂匠班”成员、鲁山县让河乡黑石头村九旬老人杨清海回忆说，“堂匠班”是墨家为“兼爱”和“行义”而组织起来的劳动匠人的班子。

　　在鲁山县，有一个受墨子精神影响很大的村子，叫仁义庄。

　　仁义庄原坐落在今天的鲁山县库区乡，距墨子著经的地方(今有著经阁遗址)约1公里。相传墨子为撰写经书常到附近群众中访查。群众因受墨子仁爱思想的影响，人人为善，义举成风。有个外乡人来此逃荒避乱，开荒时挖出不少银子。他拿着银子寻找失主，可全村竟无一人说这银子是自己的。这个村庄因而得名仁义庄。

　　我认识一位墨子精神的现代继承者，名叫张国通。他是平顶山宾馆的工会主席，同时还是一位摄影家。多年来，他一直在进行着一项艰苦的工作——调查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河南受害者。

　　1944年5月9日，侵华日军步兵226联队二大队从鲁山出发，向北扫荡。5月10日，日军包围了宝丰县观音堂村，杀害300多人，烧毁房屋数百间。张国通说，记录下这些血淋淋的场面，是为了控诉战争的罪恶，提醒人们珍爱和平。

　　从1995年起，张国通就致力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调查，参与了“花冈事件”在日本诉讼活动的全程跟踪拍摄，出版了大型画册《花冈事件》。此后，他又8次赴日本，就中国劳工问题、受害妇女问题、731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进行调查。经过艰苦的工作，他的《昭示战争亲历揭露日军暴行》摄影展在北京展出。一方面，调查工作困难重重，十分辛苦；另一方面，张国通东奔西走都是自掏腰包，经济上的付出也相当大。有单位要资助他，他却婉言谢绝。他说，从事这项工作完全是尽义务，与金钱无关。

　　芬芳的爱在墨子故里流淌

　　在墨子故里采访，记者深切地感到，这里的民风之淳朴，犹如石人山上的清爽山风。

　　一个多月前，西竹园村村民赫连广有刚刚盖了新房。浇顶时，他一句话没说，全村就来了80多人。大家一起动手，半天就把活干完了。坐在西竹园村的青石上，赫连广有向记者讲述了这里的“规矩”：“每年耕种时，户与户都联合起来，干了这家干那家。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瓢里喝水，就像一家人。”这“规矩”是谁定的，赫连广有说不清楚，只知道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去年夏天，一辆从石人山上下来的大客车失控，一头栽进西竹园村旁的山沟里。车上有30多名游人，伤亡惨重。闻讯后，四五十名村民立即赶到现场营救，背的背，抬的抬，把伤者全部救了上来。被救者十分感激，有人当场拿出钱塞给村民，但村民们没有一个人收。

　　也是去年夏天，两位印度客商在翻译的陪同下到石人山游览。当他们到达石人山半仙居时，突然发现轿车后备厢内的密码箱和手提包不见了。密码箱和手提包内装有巨额现金、重要证件及经济合同书，两位印度客商顿时心急如焚。巡逻到此的景区派出所副所长闻讯后，立即布置民警四处查找。当民警们到景区内的白龙潭宾馆查询时，宾馆总经理张向阳说：“我们也正在寻找失主呢。”原来，当印度客商的车行至白龙潭附近时，轿车后备厢突然开启，密码箱和手提包掉了出来。白龙潭宾馆职工陶永军、王鲁彬拾到后立即上交给宾馆领导，宾馆立即派出多人寻找失主。两位印度客商发现巨额现金等一样不少时，连连称赞：“石人山景美人更美！”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随即展开。在这场活动中，墨子故乡人自然不甘落后，村村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村开展比教子有方、比尊老爱幼、比夫妻关爱、比诚实守信的“四比”活动，有的村开展争当好儿女、争当好家长、争当好村民的“三争”活动，有的村开展评选好家庭、好公婆、好儿媳、好邻居的“四好”活动……如果墨子泉下有知，见到此情此景，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评价墨子：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惟一希望。

　　文章写到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墨子生于何地，自古以来就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则认为他是鲁国人。到了今天，如同诸葛草庐有南阳襄阳之争一样，墨子的籍贯也有河南鲁山和山东滕州之争。其实墨子是鲁山人还是滕州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兼爱”、“非攻”的思想发扬光大，让仁爱融入人心，让和平地久天长。

刹车

引用第11楼taosheng325于2007-12-04 16:05发表的 :
我的神呀！！
这么长的历史看不专心啊！！！
[s:578] [s:575]

就是。、。。头晕啊。。。

刀俎下的鱼

                                           《说文解字》:文明的征服


　　宛若翡翠般的麦野，漾起道道涟漪，将惬意随便洒去。仿佛明镜般澄澈洗洁的河水，白绫样向前方飘逸甩去。

　　远处是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岭，岭如巨龙，洒洒脱脱而行。

　　此情此景，恍若国画里大大的写意。

　　在这国画般大大的写意中，不经意间，留出了工笔画般精心打磨的琢痕，那是整齐的一个院墙，墙里是一座高大的坟墓，这墓便是许慎墓了。

　　1000多年前，这个官并不大，也不曾征战沙场的人物许慎，凭着他的一部《说文解字》，让整个华夏民族开始统一于一种精神，开始了华夏文明的一种高级阶段，让现代人借此能够读懂古代，让千秋万代能够循着一种绵绵不绝的精神，永远前行。

　　一座坟一个人

　　出漯河市区，行大约40分钟的路，来到了郾城县姬石乡许庄村东许慎的墓地。

　　拦住了正要出门做活路的许贵卯老人。今年74岁的许贵卯是许慎一脉67代玄孙，从1963年开始，他就到这儿看坟，一看就是40年。

　　知道我们要看许慎墓，了解许慎墓的情况，许贵卯领我们来到许慎墓前。

　　高大的墓冢展现在眼前，据说墓原先高不过1米，墓的底径16米，后来一个劲儿长，长到了现在的5米高。

　　“日动一厘，夜长三尺，这坟就不能动，一动就长，夏天瓢泼大雨都冲不下去哩！”许贵卯的话语里充满了神秘。

　　好像是为印证许贵卯的话，一边的村民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里，有人提出“向坟头要粮”的口号，强迫农民削坟扩地。结果白天垦一犁，夜里添两筐，不但不见小，反而又增大了。于是，这一带就流传着“许圣人坟墓卒龙脊，地下有一股好风水，脚蹬大沙河，南枕蔡(上蔡)和襄(邓襄)。任凭人削暴雨冲，年年月月不断长”。因此，虽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至今墓冢仍达5米多高。

　　冢顶则蔓延着枯黄芜杂的野草，许贵卯委屈地说，他想除掉这些杂草，让坟好看些，可县里不同意，让自自然然生长。“这坟就是死者的家啊，不清扫咋行！”许贵卯对于县里的保护措施不太理解。

　　唠叨完了，他带我们看许慎墓。此时，恭敬海海漫漫在他脸上，岁月刹那间游走在他的嘴角眼边。一忽儿，他的眼里满满当当，一忽儿，又显得空空洞洞；一刻儿他咀嚼着千年沧桑，一刻儿，他又归于简简单单。

　　“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恍然间，我们仿佛也走了千年，许贵卯嘴里的许慎，飘逸在我们身边，他通体透亮，绵延着亘古不尽的生机。

　　许慎墓原占一亩多地，墓周植有松柏182株。墓冢前，立着三块石碑，正中是康熙四十六年，郾城县知县温德裕于许慎墓前立的“汉孝廉许公之墓”碑?上书“公讳慎，字叔重，召陵人，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交长，卒于家，所著有五经异义及说文解字十四篇传于世，祀郎贤”；下边落款为：“康熙丁亥三月谷旦郾城县知县三元后学温德裕立。”右为光绪年间郾城知县王风森所书“许夫子从祀文庙碑”；文曰“许夫子从祀文庙碑记”，全文记叙的是许慎的功绩，该碑立于许慎墓前。清代“岁以仲月后丁之日，县令、学官到许夫子墓前致祭，行一跪三叩礼”(见《郾城县志》)。后经兵火，历年岁，遭递变，荒学业，许慎墓碑渐次被毁，幸墓被许慎后裔保护，得以完好。左边是1985年许慎研究会第一次会议所立“重修许慎墓碑记”。

　　墓的周围，遍栽着松柏，让墓园显得清幽而恬静。

　　“这松柏，1985年栽时有182棵，现在剩下153棵了！”说到松柏的减少时，许贵卯一脸的歉疚。

　　据文献记载，墓侧原先建有祠堂，并有祠田120亩。村西还有许慎之子许冲的坟墓。这些都是许慎墓整体的一部分，1000多年的人世沧桑，祠堂已经被夷为平地，现有的三块碑，其中两块是由许慎研究会出资修复重新竖立的，它们记载着许慎的生平事略：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就是现在的郾城县召陵乡，故里就是现在的黑龙潭乡许庄村。他性情淳厚忠诚，从小博学经书，曾经举为孝廉，入太尉南阁祭酒。他的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只知出生于明帝朝，卒于桓帝朝，因年老退休还乡，所以卒于家，寿当在八十以上。

　　伫立在碑前，看着沧桑斑驳的碑文，听许贵卯老人自豪地讲述着许慎，遥望绵绵不尽、满蕴着生气的黄土高岭和绿地，一种特别的感动、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一种对这方土地的崇拜也油然而生。

　　自古有谚：“河无三里直，直者，紫气升也！”

　　这方土地，沙河(也就是古代的汝水)南至母猪圈，北到黑龙潭，足足十华里，笔直无弯。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这段河里，曾经居住着黑黄两龙，每当暴雨季节，常常乘浪相搏，先是黑龙失败，变为农人，隐入民间，行善积德，卧薪尝胆，以备再战。后来又有一次大战，两岸观战的群众数以万计，凡是黄浪翻滚时，岸上农民就投砖头，撒石灰，到了出现黑浪时，岸上农民就扔馒头，抛烙馍。由于黑龙得到了农人的资助，最后，挫败黄龙，赢得了胜利。黑龙从此便定居下来，“黑龙潭”便由此而得名。

　　黄龙则从此弃水着陆，潜入地下。由东岸入土，经汉代古城召陵，穿孔子东蔡思归处——归村，绵绵一百余华里，直达蔡国故都——上蔡城，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黄土高岭，当地群众称之为龙脊。从此以后，岭上龙气大发，“朱门楼阁平地起，奇花异果遍地香”，人们过着富足安康的太平生活。

　　故事当然只是个故事，但这个岭上的风物风貌却是实实在在的。唐代诗人曹唐有诗云：“召陵佳树碧葱茏，河汉西沉宴未终。”这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这条岭上，曾经出生了3个千古流芳的古人：一是我国小篆的创造人、秦朝的丞相李斯，占据着龙头——上蔡；一是忠心报国、苦谏舍生的明代刑部侍郎刘校，占据着龙腰——归村；而许慎的故里就坐落在龙尾的脊背上。

　　许慎对中国文字学和训诂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一生著作很多，见于记载的有《五经异义》、《孝经古文说》、《淮南子注》、《说文解字》等。

　　而《说文解字》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文献语言的奠基之作，也是书面语言、文字、音韵研究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著。它创稿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就是公元100年。成书于安帝建光元年，就是公元121年，历时共22年，全书共计14篇，30卷，以偏旁部首分为540部，9353条，解说133441字。工程之大，亘古罕见。这是许慎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方面所作的一个极为光辉的贡献。它不仅保存了先秦的字体和东汉以前的文字训诂，反映了我国汉语词汇的面貌，总结了我国古字学的发展历史，而且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文字学的“文书说理论”。

　　许慎的学问为历代文人所崇尚，许慎的功绩为广大群众所敬重，这也就难怪许慎的坟墓被人们称之为圣地。

　　许慎，功盖千古。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曾曾小子，祖自炎神，自彼狙召，宅此汝濒。”意思是说：我这个许家的曾孙小子，祖先是炎帝神农，后来许国灭亡，子孙分散，在河南境内者沿汝水居住。郾城县文化局副局长张清阁说，在所有圣贤名人中，许慎大概是唯一生卒于一地，且在生卒地上没有争议的人。

　　清孟瑞堂《创修后汉许公祠碑记》载，许慎“安帝末年卒于家。公墓在郾城县三十五里召陵城西黑许村即汉之万岁里”。《河南通志》载：“许慎墓地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召陵城下”。清末许同莘撰《汉南阁祭酒许慎祠墓宜复奉祀生议》载：“河南郾城县治之东一十九里，有汉召陵故城，城西六里有庄，曰黑许庄，村之东有汉南阁祭酒许慎墓，围四十余步，高丈许，清顺治十三年，知县荆其淳重修墓道，康熙四十六年三月，知县温德裕立碑，文曰：‘汉孝廉许公之墓。’”

　　病故于家而不曾生前享得与名分相匹配的荣耀，与许慎为人与治学严谨有关。

　　张清阁副局长说，在学术上，许慎太认真也太执著，编撰过程中，遇到“窦”字的解释时，他居然不避窦太后的名讳，赫然将“窦”字解释为洞，并进一步将狗窦解释为狗洞，这一下惹怒了窦太后，将其贬官，逐回原籍。及至后来，太后受人挑拨，竟要赐死许慎。

　　许慎当然没有被赐死，许慎没有被赐死不是太后不要他死，而是因为他有个好老婆，他的好老婆就是天赐公主。

　　这是个美丽的传说。

　　1000多年前，一个大风后的夜晚，一个叫天赐的姑娘被刮到宫里的大树上，太后看到后非常喜欢，就把她收为宫女，赐她为天赐公主。

　　后来许慎被召入京城担任太尉南阁祭酒，太后就把天赐公主嫁给了他。许慎贬官回家，天赐公主毅然随夫回乡，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得到太后要赐死许慎的消息，天赐公主与家人商议假称许慎病故，建了一个墓，当着乡邻众人的面，将许慎殡于墓地，暗地里，墓里修了主室侧室，以便于许慎著书、休息。

　　每到夜晚，天赐公主便白衣素身，飘然而至，一是为许慎送饭，二则陪伴许慎。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许慎完成了泽及千秋万代的《说文解字》。

　　这是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如果拍成电视剧肯定让很多人感慨唏嘘，扼腕叹息。

　　而站在许慎墓前，听着这样的故事就更加让人心动。

　　不知这墓是不是当初建的许慎藏身的墓，如果是，天赐公主在不在里边？如果天赐公主在里边，那这里该是许慎和天赐公主的合墓才对。

　　这样的故事更像演义里的传奇，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对于许慎来说，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注脚。历史上大凡修书修史者，如果敢于讲真话讲大实话，而不以阿谀奉承为能事，大都免不了一番磨难，许慎能例外吗？

　　但“正史”的记载与百姓传奇有些差别，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姬石乡许庄村人)。许慎自幼质朴淳厚，诚实善良，聪颖好学，志向专一。由于他才学过人，20岁之后，也就是公元75年，许慎被汝南的郡守选拔为郡功曹，协助郡守办理全郡的公务。他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公元79年便被推举为孝廉之士，4年之后，许慎又被召入京城，升迁为太尉南阁祭酒。

　　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东汉时期，正是我国古文经和今文经争论激烈的时代，今文经学家解说经书多臆造妄想，解说文字，纯粹是主观的想法，缺乏客观的依据。为了提高古文经的地位，纠正今文经学家的妄说，就必须弄懂文字的结构、读音及其意义。许慎认为先有文字而后才有五经，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处于这个时代的许慎，自幼力攻经学，注意研究小篆、古文，并兼学“六书”，这都为他后来撰写《说文解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慎在研究古文字的基础上，根据“六书”的条例，开始撰写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由于他治学刻苦，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他就完成了《说文解字》的初稿。《说文解字》草成后，许慎誉满京都。由于他通达诸子百家著作，精通天文地理，几年之后，许慎便以太尉南阁祭酒被选入东观校书。许慎在校书之余，还教授中官近臣孟生、李喜等，很受人崇敬，号称一代通儒的校书郎马融也对他推崇备至。汉代儒生治一经者较多，而许慎却精通五经，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东观是皇家藏书的宝库，许慎在校书期间，《说文解字》初稿已完成，但是为了补充得更加完善，他潜心研究，反复进行校正，迟迟未作定稿。

　　安帝元初六年，即公元119年，全国42处地震，灾情严重。皇帝下诏三府，选属下有能力的官员出补令长，安抚百姓，稳定民心。许慎被选到沛国任令长，但许慎一生都致力学问，不愿做官。为了尽早完成《说文解字》，就在任令长之前，他称病回到故乡。3年之后，即公元121年，许慎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在家中将《说文解字》一书撰就，经过反复推敲校正之后，遣子许冲献于朝廷。

　　许慎几十年的心血，当时换来的是皇帝赐给的40匹布。

　　许慎最大的褒奖来自后世千秋万代。

　　《说文解字》正文14篇，叙目1篇，以1篇为1卷，又称15卷。其正文依部首分为540部，收入正篆9353文，收入重文1163文，合计为10516文，全书说解用字133441字。正如洪诚所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巨著，是上通古文字、下理今文字的桥梁，它也是语言学的巨著，是词汇史的要典。”这部传统中国文字的奠基之作，上可以考证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的意义，下可以阐明隶书真楷的发展及流变。

　　书中，许慎把早期独立成形的书写符号称为“文”，文与文组合起来的符号称为字，在文字史上，首先提出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思想，中国文字从此有了证明，中国从此开始进入文明发达时期。

　　一部书连接古今

　　据说在1926年，只有郭沫若一人能看懂甲骨文，因为他读了《说文解字》。

　　一部书，架起了连接古今的时空隧道，让今人能沿着这条隧道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这就是许慎的贡献。

　　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许慎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规范了汉字的形、音、义，也规范了一种文化的框架。

　　它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韵的字典，是文献语言的奠基之作，也是书面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是许慎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方面所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它不仅保存了先秦的字体和东汉以前的文字训诂，反映了我国汉语词汇的面貌，总结了我国古字学的发展历史，而且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文字学的“文字说理论”。

　　1000多年前许慎是伟大的，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阐明文字重大意义的人。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通过对文字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来“以究万源”。正是由于许慎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得经学的研究纳入了科学的正确轨道。许慎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今天，即使在将来，举凡研究语言文字学、古文献学，都离不开《说文解字》这部书，而且所有涉及古代的学科，尤其是历史、哲学等，都需要从《说文解字》这部书中寻找资料、线索以至答案。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许慎对文字学和训诂学发展研究的作用与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许贵卯对于许慎这个祖先有自己的解释，他自豪地说：“中国的文字有二斗一，孔夫子只认一斗七，其余全是许慎的功劳。”

　　在他心目中，许慎远在孔子之上，被誉为“许圣人”。想想也是，如果没有许慎《说文解字》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先秦的大篆、甲骨文和钟鼎文以及战国时的古文。孙里衍在《重刻宗本说文序》中曾说：“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乎不知文艺；文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因此，历代学者评价他的功绩“可比孔子，可比周公”，并尊其为“百世之师”，“儒林所宗”。

　　清朝光绪年间，为了表彰许慎，大学士九卿会同礼部曾经奏请皇上“准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河南省学政又批准郾城县建“许南阁祠”。春秋两次致祭，还行三跪九叩之礼。就连安帝刘祐看到此书后，也大加赞赏，并于建光元年十月十九日下诏嘉奖，并赐布四十匹。

　　许贵卯还津津乐道清代的一件事儿。

　　光绪二年，许庄村死了一个人，时任郾城县知县的周云前往验尸，当行至许慎墓附近的沟里时，突觉不适，遂差下人到附近打探有没有惊着圣贤。

　　当得知许慎墓就在此地时，立马停止验尸，来到许慎墓前：“老师在，下官不知，请莫怪罪！”祷告罢，才敢做公干。

　　“谁敢不尊许圣人，要受惩罚哩！”许贵卯说。

　　言下之意，尊奉许圣人的，便会得到一些好处。

　　每年的高考时节，总会有些学生到许慎庙前拜一拜，但他们拜的可不是迷信，而是精神力量，想要从许圣人这里得到些精神支持。

　　又一个晴天丽日，记者又一次来到许庄村，试图寻找许慎的后人。也许是温暖阳光的作用，许庄村的村民很多蹲在房前檐下，絮叨着现代的古代的事。

　　待我们问及谁是许慎嫡传后代时，村民们说，姓许的都是。

　　但人数不多，300～400人的村子，最多占五成，如今许姓最大的80多岁，小的才1岁，许慎的许庄后代，没有学问太高的，务农的居多。

　　但许贵卯说，许家“高人”都在外面呢，美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世界上到处都是啊。要走了，回望村落，灰蒙蒙的，房舍屋脊开始有了些许模糊不清的感觉，那是一种祥和安宁的农村景象，很传统，于村不远处，是京珠高速公路，路上飞驶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村与高速路，仿佛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

　　恍然记起有关许慎及《说文解字》的种种评价。许慎根据字形定部首，开创了部首分类编纂字书的体例。汉字部首，许慎独创，沿用至今，已逾1800多年，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如：江工的《古今文字》、张自烈的《正字通》、张玉书等编的《康熙字典》，都属于《说文解字》系统，可见许慎独创的部首分类对后世字典辞书影响极大。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说：《说文》体例“独立千古，后世所宗”。通过对许慎所创的540个部首的研究分类，使我们对古人的社会生活、生产情况、思想面貌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对许慎的文字观，诸如文字的社会作用、汉字字形的来源、今文学派在哲学观、文字观方面的斗争等各个侧面都有进一步的了解。《说文解字》的价值作用，决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千百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正是它这种价值的体现。

　　《说文解字》是第一部系统地运用“六书”理论来全面考察汉字的开创之作，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六书”之目虽列在班书、郑汴，而最终确定“六书”理论的只有许慎一人。因此，胡朴安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六书之学说，当自《说文解字》始。”钱大昕在《说文解字·跋》中说：“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这话十分精要地评价了许慎的历史功绩。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也是世界第一部大字典。许慎认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古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以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正文全文十四篇每个字的下面都用简明的词语说明造字的方法，在文字发展史上他第一个回答了汉字关于形音义的根本问题，是千古未有的伟大创举。王力说：“《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言的宝藏，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在体例上，我们今天的词典自然比它更完善了。而在古代词义的保存上，它是卓越千古的。”

　　《说文解字》对于我国文字的规范和统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当时诸侯割据、政治混乱，通行的文字形体急剧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适时地进行文字形体统一工作。而在这一点上，许慎是有极大的功劳的。将近2000年来，《说文解字》在中国逐步实现文字规范和统一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应该像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那样，高度评价许慎的功绩。

　　许慎是许庄人的，但许慎也是全中国的，全世界的。

　　面对现代，许庄人显然还不曾从这沉醉里醒过来。

　　一个人惠泽四方

　　走在郾城街头，甚至行走在漯河的街道，你仿佛时时都能嗅到浓浓的许慎气息。

　　许慎大街、许南阁祠，甚至还有了许慎农贸市场。

　　许南阁祠位于郾城县城东北隅的许慎路，是清光绪二十五年郾城县知县周云为纪念许慎而建的。当时的许南阁祠规模相当大，整个祠堂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往来学者及官员大都亲往祭拜。

　　辛亥革命后，该祠为学校。许南阁祠由此渐次被毁，现在的许南阁祠，只剩下了一个过厅。1985年春，河南省文化厅拨款予以整修，并暂作许慎纪念馆馆址。该过厅门上方正中悬挂着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已故教授王力先生题写的“许慎纪念馆”几个字；内暖阁中供许慎像，像前设“汉先儒许慎之位”牌位；两边木柱上挂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祖谟先生题写的赞联；四周展柜内，展出有关许慎生平事迹及《说文解字》不同版本和历代有关研究著作等；四壁展出有全国名人题赠的书画、墨宝。

　　站在展室内，环顾整洁、肃穆、庄严的布置，闻着阵阵墨香，不觉间有很多感慨。

　　有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以前觉得很抽象，现在仿佛一下子具体化了。

　　某种程度上，知识就是文化，它比刀光剑影、马上征杀更有韧性，更能征服人。

　　人可以生可以死，物可以兴可以亡，只有文化是不灭的，是恒久的。

　　“文宗字祖”又岂能概括许慎的功绩?

　　所以，后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许慎，表彰他的丰功伟绩。

　　1982年，中国训诂研究会首先提出要召开全国性纪念许慎学术研讨会，要求尽快修复许慎墓和许南阁祠，收集有关资料，筹建许慎纪念馆。1984年9月，郾城县文化局于许慎墓周围征地六亩九分辟为许慎陵园。同年10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力先生为许慎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匾额。1986年6月，许慎纪念馆独立开展工作，进行“许学”研究，收集、整理、收藏和展览。

　　许慎纪念馆建馆以来，接待了众多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及学术团体?1986年春，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语言学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联办的全国首届纪念许慎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1989年春，接待了许慎研究会成立大会及第二次纪念许慎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

　　许慎，这个文字学巨匠，已成为郾城经济文化的一个载体，开始融入到郾城文化经济建设中。“如何把许慎文化做成产业，进一步宣传郾城乃至河南、中国，是我们目前考虑的问题！”务实而严谨的郾城县委书记贾全明说。

　　实际上，郾城已开始大力开发许慎文化。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从2000年起，郾城已开始分三期工程组织开发以许慎陵园为重点的“许慎圣地旅游中心”项目。按照项目的内容要求，首先刻立《说文解字》碑廊，就是将《说文解字》全部内容刻碑于许慎陵园之内，不仅作为园内主要景观，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许慎的丰功伟绩和《说文解字》的博大恢弘，并可拓片装订成书向海内外学者作珍品馈赠纪念，也可作学术研究交流。目前，石碑的抄写、校对、刻制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已刻制石碑300余块，不久将全面完成。

　　“许慎学术研究、许慎资料联络、许慎圣地旅游”三位一体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有望建成。

　　毫无疑问，对于郾城人来说，这是个美丽的未来蓝图，美得让人心醉。对于九泉之下的许慎来说，也该是个莫大的快事。

　　因为，虽然已事过千年，他还在直接间接地给后人带来福祉。

　　东望墓茔何处是，往来一千八百年。

　　不知再来郾城，许慎墓前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前往拜谒的路是否还是那样？

　　真想再到许慎墓前，给他添一把土，点一炷香，再拜上一拜。

刀俎下的鱼

                                      范仲淹墓园


  真是惭愧！写了半年多的“厚重河南”，竟不知道伊川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迹。临来采访时我还在抱怨，伊川除了杜康还有谁？没想到一到目的地，当地同志就给我上了一课：县城西郊的白虎山下是“二程”的墓园，“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统治了中国800年，就是程颢、程颐这哥儿俩的杰作；城南七八公里的平等村里有邵夫子坟，邵夫子名叫邵雍，是和“二程”同一时期的理学家，他更是易学大师，应该是中国算命先生的老祖宗；离邵雍墓不远处，是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名相”的商代伊尹的墓地。此外，开五代纷争的朱温、唐代三朝宰相姚崇、诗人贾岛等十几位历史名人都选择伊川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而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也葬在这里。

　　读过初中的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这句“先忧后乐”的千古名言，但知道范仲淹墓地在河南伊川的人却寥寥无几。出县城向东17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500米就是范园。拜谒范园正值麦收时节，远远望去，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了。

　　写“厚重河南”，少不了要经常看坟访墓，时间长了，我多多少少也能看出些门道来，这里绝对是个“风水宝地”：墓园坐北朝南，背靠绵绵万安山，前临着潺潺的曲水河，西面可以近望龙门山色，东面能够远眺嵩岳少林，果真是气聚风藏的好地方。同行的翟智高先生对当地民俗文化很有研究，他指着北面连绵不断的万安山，笑着说：大山勾了头，不出王位就封侯！范仲淹的儿子果真后来当了宰相呢。

　　范仲淹的墓园分前后两域，南面的前域埋葬着范仲淹和他的母亲及其长子范纯佑；北面的后域是其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以及一侄九孙六曾孙和两个曾孙媳妇的墓冢。公元1031年，范仲淹的母亲首葬于此，1052年5月20日，范仲淹病死在徐州，其孤护帏帐还洛，12月被当时的皇帝赐葬在母亲身旁。其后子孙先后袱葬。靖康之乱，范氏裔孙纷纷南迁，从此袱葬中断。据说最初的墓园占地200亩，如今已有一半垦为耕地。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生前从没有在伊川工作过，又是死在徐州，怎么就将家族墓地选在伊川了呢？这是记者访问范园遇到的第一个谜。

　　认祖归宗

　　如今在伊川，有成百上千的范氏后裔，其中不乏范仲淹文化的研究者，范章是当地公认的权威，他是范仲淹的第28代孙，退休前在伊川县公安局工作，如今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秘书长。60多岁的范老先生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看上去像一位脱去戎装的将军，但说话却慢条斯理：“要问文正公当年为什么选择伊川作为最后归宿，当然是因为他的母亲葬在了这里，可要问他的母亲怎么葬在了这里，那可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随着范老先生娓娓道来，书本上那个虚无缥缈的范文正公渐渐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据考证，范仲淹是汉代清诏使汝南(今河南郾城)征差范滂的后人，祖籍在今天陕西的彬县，他的10代祖范履冰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当过宰相，那时举家迁到长安，后来，他的4代祖，也就是他爷爷的父亲，被朝廷任命为浙江丽水县丞。其间，因为中原战乱滞留在了南方，范家从此在苏州吴县定居下来。范仲淹生前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经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之类的话。不难看出，范仲淹始终有一种北方的情结。

　　范家虽然世代为官，但范仲淹的命运却颇为坎坷。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在徐州过世，家境从此变得窘困起来。两年后，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到了山东长山县朱文翰家，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童年时的范仲淹学习非常刻苦，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据说当年范仲淹在山东长山县附近的醴泉寺读书时，经常彻夜不眠，等到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他每天只用一把米，煮成稀粥，放凉凝固后，用木棍划成4块，再掐一点叫作“虀”的野草当菜，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后人广为流传的“划粥断虀”的典故。

　　文正公小的时候和大多数丧父失母寄人篱下的孩子一样，有着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的浪费行为，便好言规劝，朱家兄弟脱口说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愣，觉得话中有话，不断追问下才有人告诉了他的身世。这件事发生后范仲淹变化很大，他从此下定决心独立生活，并毅然辞别母亲到南京(今商丘市)应天府书院求学。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也在这里读书，他看到范仲淹穷得经常吃不上饭，非常同情，就从家里带一份饭菜给他，没想到直到饭菜长了毛，范仲淹也没吃，这个干部子弟很生气，说范仲淹瞧不起他，文正公解释说：不是我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经习惯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被任命到现在安徽省广德县一带当了个审理案件的九品小官。从此他把母亲接到身边，赡养侍奉。这个时期，范仲淹作出了其人生中一次重要决定，他回到苏州要求重归范氏家族，但遭到家族的拒绝。无奈之下，范仲淹最终作出“只求复姓，别无他寄”的承诺，方才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治孝迁洛

　　从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可以知道文正公后来既没葬在苏州也没有葬在山东的原因了，但为什么会选在伊川呢？

　　范章老人微微一笑，仍旧是抑扬顿挫的声调。范仲淹夫人的老家在今天的商丘，范母去世后就先葬在那里。范仲淹守制时，在南京应天府书院讲学，其间，他曾到登封的嵩阳书院当过“客座教授”。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都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当时的范仲淹已经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了，从商丘到登封路过伊川时，范仲淹拜谒了姚崇墓，第一次产生了将母亲移葬此地的想法。

　　姚崇是唐代名相，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3朝宰相。其执政期间，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淘汰僧尼，强令归农，是后人公认的一个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封建官僚。

　　姚崇墓就在范仲淹墓园东边三四百米的地方，一片麦田中间，3通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一对农民夫妇正在烈日下收割麦子，他们知道这是唐代姚崇的墓碑，但再问姚崇是谁，他们就不知道了。据说原来墓地规模很大，姚崇和他的母亲及其一个曾孙都埋葬在这里，1958年平整土地时，姚氏墓冢被毁，仅留下一通4米多高的神道碑，1983年，姚氏后裔恢复墓冢时，又立了两块记录修复情况的墓碑。

　　姚崇和范仲淹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姚崇祖籍河南陕县，其父去世后，母亲改嫁到一个姓黄的人家，后来姚崇当了宰相，曾问其母：将来百年以后是否与父亲合葬一处，其母回答说：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也能相知，人若无灵，即便埋在一起也是枉然。于是后来姚崇就将母亲葬在了万安山下。范仲淹当年就是看了姚崇和他母亲的墓以后受到启发，将自己家族的墓地定在这里的。

　　除此之外，范章还有其他的证据，范仲淹生前曾几次向仁宗建议从开封迁都洛阳，他认为洛阳与开封相比，据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国都。虽然他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他对洛阳始终情有独钟。

　　“因为母亲改嫁，肯定不能葬在苏州范家的祖坟里，假如将母亲葬在山东，恢复范姓的文正公又不能和母亲埋在一起，两难之下，受到姚崇启发的范仲淹将母亲埋在了伊川。”真不愧是范氏嫡传的子孙、范仲淹文化研究的专家，范章老人的一番推论有史有据，令人信服。

　　当地老百姓中间还流传着赐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里本来是大宋皇帝看中的陵园，后来发现前面的河叫曲水河，不吉利，就赐给了范仲淹；还有一种传说更离奇，说皇帝的女儿嫁给了范仲淹的儿子，一天，她哭着对父亲说，你把我嫁给了范家，他们家穷得连块墓地都没有，皇帝当然知道女儿的意图，就把这块墓地赐给了范家。据考证，范家根本就没有这份姻缘，但老百姓似乎不在乎这些，他们每每说到这些浪漫的传说，总是眉飞色舞，好像亲身经历的一样。

　　一段碑文两样情仇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二

　　范仲淹的墓园分前后两域，山门位于前域南部，山门前面是一尊高大的范仲淹全身石像，石像通体白色，在视野开阔的山坡上异常醒目，据说是伊川县的范氏后裔范振国捐资建造的，刚刚落成不久。过山门北行20余步有座石坊，高五六米，宽三四米，坐北朝南，四柱三门式建筑，中柱之顶蹲着个怪模怪样的石雕兽，据说叫“望天吼”，它这样威风凛凛，仰天长啸着已不知多少年了。中间两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嵩少青山高道德，涧瀍碧水洁频蘩”。

　　石坊北面依次是范仲淹母亲、范仲淹、其长子范纯佑的墓冢。我绕着文正公的墓冢走了一圈，四周杂草丛生，即便在这万物生机盎然的初夏时节也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石坊西面的范氏祠堂倒是焕然一新的形象，同行的当地同志告诉我，1994年，守墓人的一次疏忽酿成大火，整个飨堂皆成灰烬，结果清朝康熙、乾隆、光绪3位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化为乌有，如今我们看到的祠堂是香港范氏后裔范止安捐资30多万元兴建的，去年刚刚落成。祠堂门前分列的石翁仲、石羊、石马、石狮子都是原物，神态各异，造型逼真，这些残缺斑驳的石头似乎在述说着墓园千年的沧桑。

　　墓园的七八通石碑是保存较为完整的艺术珍品，其中尤以“神道碑”最为珍贵。“神道碑”位于范仲淹墓冢前面20米处的祠堂西侧，全称“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碑文记载了范仲淹一生的事迹。我刚走近前，立刻感觉一股逼人的气势扑面而来，碑高4米有余，宽近1.5米，比我们平常看到的石碑高大许多。碑额正中是宋仁宗皇帝亲撰的“褒贤之碑”四个字，据史书记载，当年宋仁宗听说范仲淹病逝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命令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并追封范仲淹为兵部尚书，为“神道碑”题额。

　　“神道碑”的碑文由欧阳修撰写，据后人评价，文章“叙事精简，词语精练，过渡自然，详略得当。描写之生动、评论之中肯、说明之详尽、抒情之热烈，莫不浑然天成”。碑文刻字为隶书，纤细中透着浑厚，飘逸中兼容凝重，文精字美，相得益彰。我尽可能靠近这块穿越千年时光的巍峨石碑，希望它能带我走进历史深处，去寻访大宋王朝的神秘往事，可除了分辨出几个并不连贯的汉字符号外，一无所获，碑文斑驳销蚀，许多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和守墓人范钦忠老人的一次不经意的闲谈，却让我发现了这通“神道碑”隐藏的秘密，从中也引出了范仲淹墓园的第二个历史之谜。

　　范钦忠老人是范仲淹的第28世孙，如今是范仲淹墓园的专职守墓人，他的牙快掉完了，说起话来跑风得厉害，但并不影响表达。老人说，几年前，一个外地人来范园参观，趴在“神道碑”前一看就是半天，范钦忠觉得奇怪，就和他聊起来，原来他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是专门来看这块石碑的。大学教授告诉他，这“神道碑”上的碑文和历史书上记载的不一样，比书上少了20多个字。范钦忠是范氏嫡孙，从小也听过不少关于他老祖宗和这墓地的故事，但这事儿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就千方百计要问出个究竟。那个大学教授告诉他，欧阳修写的这篇墓志铭早在范仲淹去世两年前就写好了，漏掉的那20多个字写的是范仲淹和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闹矛盾的事儿。范钦忠就问，那吕夷简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啊？教授说：你看过电视上演的《宰相刘罗锅》吧，吕夷简就和那里面的和珅差不多。那咋会漏掉了20多个字哩？教授又告诉他，范仲淹死后，欧阳修把这篇墓志铭交给了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当时朝廷正要提拔范纯仁当大官，而吕夷简是当朝宰相，地位高，权势大，范纯仁害怕得罪吕夷简，影响自己当官，就把这20多字的叙述抹去了，后来欧阳修为此非常生气……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没想到这珍贵的“神道碑”里还隐藏着一个千年的秘密！范纯仁后来果真当上了宰相，而范仲淹生前和吕夷简的政治斗争确实非常激烈，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范钦忠老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不但条理清晰，而且逻辑性很强，极具吸引力，现在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范仲淹的后人了。可更有戏剧性的是，当天晚上在伊川的宾馆里，范仲淹的另一个28世孙范章先生给我讲到这个秘密时，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说法：

　　欧阳修不是提前两年就写好了墓志铭，而是写这篇墓志铭用了两年时间。碑文中的确少了20多个字，但这20多个字不是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矛盾，而是两人后来都不计前嫌，携手并肩为国家效力了。范纯仁认为父亲和吕夷简的矛盾很深，看了墓志铭以后，觉得欧阳修写的不是实际情况，所以在刻碑时将这段叙述删去了，欧阳修知道后，倒是真的很生气。

　　范章先生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秘书长，是当地公认的研究范仲淹文化的专家，全国许多学者撰写有关范仲淹的论文时都要请他过目，征求他的意见。拜谒范园的那天，我和范章以及同是范仲淹28世孙的范兴运两位老先生从下午一直谈到子夜，从“神道碑”上这20多个字的秘密聊起，一直谈到范文正公的政治、思想、品德以及他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眼里，范仲淹既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又是他们家族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欢乐、有无奈的老祖宗。随着两位老人的叙述，我好像真是回到了几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历史现场。

　　范章说，当年欧阳修写这篇墓志铭，确实非常之难。吕夷简在朝中势力很大，写范仲淹的一生，要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涉及的人物当时很多都还在世。既要尊重事实，又要保全自己，欧阳公所以用了两年才完成。相比之下，写那篇流芳百世的《醉翁亭记》估计要轻松得多。

　　范章说，欧阳修说范仲淹和吕夷简言归于好不是没有根据，据历史记载，当年范仲淹挂帅平定西夏，临行前先去拜见了吕夷简，而且公开说过：我和吕公之争都是为了国事，个人之间没有过节儿。另一方面，西征前，仁宗给范仲淹加官一级，吕夷简曾奏请皇上说，加官一级还小，应该再加一级。至于说两个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但欧阳修这么写至少不能说是失实吧。

　　历史上范仲淹以刚直不阿、直言敢谏闻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理怀当言，死无所避”都是他的名言。他为官期间，三次遭贬、两次降职都和直谏有关，好像范仲淹是认理不认人、直肠子不会拐弯的性格，其实不然，史书上评价范仲淹“内刚外和”最为贴切。

　　首先“内刚”，他认为正确的事，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退缩。范仲淹第一次遭贬就是因为其建议刘太后还政，刘太后不理他，把他贬到了今天山西的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再次起用他的时候，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上疏，建议刘太后吸取唐朝时“贺娄氏斜封”的教训，还政给赵家。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另一方面，范仲淹很讲究“外和”，并不是所有的直谏他都赞同。他在一封信中评论说：汉代李膺那帮人虽然博得了一世清名，但使汉朝很快灭亡，如果为国家考虑，不应该那样行事。范仲淹为官期间曾提拔推荐了不少有本事的人，欧阳修就是代表，可当时的石守道大家公认很有才能，但他始终没有推荐，有人搞不明白，他解释说，不是他品行和才能不行，而是他办事不讲方法，为一件事，磕头流血，弄得皇上下不了台，事情不但办不好，还会搞得更糟。

　　“神道碑”上的缺字之谜，看来还是范章先生的答案更可靠一些，但究竟是那位历史教授搞错了，还是范钦忠老人将故事改编了，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和几位范氏后裔谈文正公，自然有非同寻常的收获，当我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时，范章老人马上郑重其事纠正我：这可不只是一句名言，它可是范仲淹的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然后，范章和范兴运两位老人又开始有理有据地给记者讲解起来。

　　据说当范仲淹还在读书时，有人问起他的理想，范仲淹就曾经慷慨激昂地回答：“愿为宰辅，得时行道，活天下之命。”为官之后，他曾经说过：“夫不能利则生民者，非大丈夫之志也，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其沟中。”两位老人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看来研究范仲淹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了。

　　综观范仲淹一生，他从九品小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绝大多数上疏都与老百姓疾苦有关。从而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以民利为利”的理论，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啊！接着范仲淹又提出“政为民设”的政治主张，最后才形成了“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守墓人的范家遗风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三

　　如今的伊川县，姓范的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范仲淹墓园守墓人的后裔，大都居住在离墓园不到500米的许营村。如今专职的守墓人范钦忠是范仲淹的第28世孙，自从那个渎职酿成火灾的前任“退休”之后，他就一直守护在这里，如今守护范园可不单纯是他们范家的私事了，县文化局每月还给他发100元的工资呢。

　　我问老人，如今的墓园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有啥不同﹖他说，最大的变化是树少了，现在还能看到墓园里碗口粗的松树柏树，但老人说，家谱上记载，明朝的时候这里栽了1000多棵松树和柏树，直到1938年，当地政府要收他们的税，他们不同意，家族决定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去告状。为了筹集路费，家族的人就把墓园中的大树全伐了。范钦忠解释说，历朝历代留下的规矩，墓地周围划出的一片田地不用缴税，收获所得全部用来祭祀，所以当时的范氏家族才要告状，“结果状没告赢，树却砍完了”。伐树的当年又栽了一批，1960年架电线，又伐掉当电线杆子用了。现在这些树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种的了。

　　解放前，许营村凡是姓范的，家家户户轮流守墓，尤其是秋冬季节，黑夜白天都没有断过人，那个时节，一是为了防火，二是防人偷树。“谁来安排你们守墓？”我问。“族长啊！那时候，族长是整个家族的最高领导，所有大事都由族长决定。”范钦忠老人还告诉记者，至今许营村的范氏家族还有族长哩！

　　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按照当地村民的指点，在许营村里寻找范家的族长。万安山脚下的许营村，姓许的倒不多，姓范的占了七八成。村民告诉我，这族长既不是民主选举的，也不是“组织”任命的，完全是论资排辈，谁辈分高谁当，若是辈分相同，再按年龄大小决出“胜负”，当然是谁年纪大谁干。

　　远远看见一个农民肩上扛着个锄头，锄头上还挂着个篮子，从山坡上悠悠地走过来，旁边人说：“喏！那就是我们的族长！”我想象中的族长应该是一个白眉长髯、目光炯炯的老人坐在太师椅上，嘴上叼个烟袋、半天不说话、一副不怒自威的仪态。可走过来的这位大概有五六十岁，嘴角带着微笑，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族长叫范迪贤，是范仲淹的第27世孙，完全是因为辈分优势走上了领导岗位。他笑着说，现在的族长已经是“徒有虚名”了，不过每年祭祀的时候多磕几个头而已。从短暂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如今族长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安排每年的祭祀活动。最近几年，每到清明节都有1000多名范氏后裔来范园祭祀，他要组织范姓村民搞好接待工作，把客人分配到每个家庭，“虽然条件差点，但总得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吧！”范迪贤说，最近几年条件还好一些了，过去村民家里连床多余的被子都拿不出来。旁边一位村民接过话头说：“我们族长最近几年把权力已经下放到村民组了，我们村8个村民组，有4个组都姓范，族长就让这4个村民组每年轮流承办祭祀活动，他倒落个轻闲！”

　　从许营村回到伊川县城的当天夜里，范章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他们这个守墓“部落”的来龙去脉。

　　明孝宗弘治四年，即公元1491年，河南都察院右御史徐恪拜谒范仲淹墓，看到这里荒草萋萋、满园颓废，连个守墓人都没有，于是就报告给了孝宗皇帝。明孝宗立即下达104号圣旨，命令苏州范仲淹的嫡孙来河南守墓。真有104号圣旨吗？范章说，听起来像笑话，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范氏家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呢。范章老人接着说，最先来这儿守墓的是范仲淹的第16世孙范文成，可他来这儿不到一年，因为过不惯北方的艰苦生活，又回去了。后来只好用抓阄的办法决定谁来这里守墓，结果第14世孙范昌期抓到了。

　　我当时完全被这曲折的故事吸引住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在说面前这两位老人的祖爷爷啊！范兴运老人插话说，昌期公的墓冢就在范园前域北围墙后面，前一段平地的时候，竟被人用拖拉机给平掉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昌期公可是范仲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希望将他的墓地恢复并且归到范仲淹的墓园里面。即便是带点私心，我觉得老人们的话也有道理，虽说范昌期当年来的时候可能也不那么情愿，但他和他的后人的的确确已经成了范仲淹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范昌期来到伊川以后，就落户许营村，在墓园周围划出了不用缴纳皇粮的8顷祭田，每年春秋各祭祀一次。1938年，祭田被废，从此改为每年春季祭祀一次，沿袭至今。

　　范章老人记忆中的祭祀是非常美好的。“那可是孩子们盼望的日子，几天前就开始杀猪、宰羊、支锅，一派节日的气氛，清明那天，全族人都集中在祠堂里，案桌上摆放着供奉老祖宗的食物，由族长带领着按辈分高低轮流磕头，小孩们磕头的时候，眼睛就老想往那供桌上瞅，嘴里馋得要流出口水来。仪式结束后，这些祭祀用的食物就可以分给大家了，每家一个篮子，一个挨一个地摆在祠堂里，第一遍是查人头，你家几口人就在你家的篮子里放几颗枣，然后根据篮子里枣的数目分发食物，先是馒头，接着是油炸的麻叶，最后还有一碗肉，说是一碗，其实有时只能盖住碗底，不过即使这样孩子们也兴奋得了不得，那年月，平时哪儿见过肉啊！

　　范章老人说，他小的时候，族长有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是祭祀，二是教育本族子弟。而教育的方法大都是讲故事，每到祭祀的时候，族长就会讲一些范仲淹刻苦学习，做人为官的故事，然后告诫大家：范老爷的子孙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如果做了坏事，就不能再做范仲淹的子孙，明年祭祀的时候你就被“除名”了，不能再站在这祠堂里，分祭品也没你的份！范章说，可能外姓人无法理解，但在当时，族长的这些话对我们姓范的确实有很强的约束力。那种道德产生的力量今天很难解释了。为了能让记者理解这种道德的力量，范章老人还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许营村里最穷的弟兄俩，没爹没娘，靠要饭为生，到人家门口就叫：“奶奶、婶子，有馍没？”有人在家，都会给他们两个馒头；如果没人答应，即便馍就在桌上放着，他们也会扭头就走。到了秋天收棉花的时候，兄弟俩看谁家的棉花地里有人，就喊：“奶奶、婶子，只摘两朵啊！”大家都会说：“多摘几朵啊！”“只摘两朵！”范章老人说，这都是他亲眼见到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说到这儿，好久不说话的范兴运老人激动得一下子挺直了腰板儿，说：“你看现在的贪污犯，姓范的不多吧！”

　　范章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从伊川县公安局退休后，更加专注于范仲淹文化的研究和对范园的保护开发工作。他告诉记者，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几十封信，有的是全国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寄来的论文或文章，有的是海内外范氏后裔发来的询问信件，光回信，就累得他吃不消。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常参加与范园有关的活动。虽然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会长，范章老人也有难心的事，记者想要一份他手上的范仲淹文化研究的资料，老人面带难色，后来我明白了，天南地北都来要这些资料，复印的费用也不少啊！

　　1992年，日本东洋文化振兴会会长鬼头有一教授一行26人来范园参观，他们显然是对范仲淹文化很有研究，评价范文正公“是日本人民的思想之父”，并捐款3万日元对范文正公墓做了修整。1955年清明节时，又专门在墓旁立碑记录了此事。一千年来，历朝历代整修范墓，最后一次是日本人修整的。

　　记者手头有一份材料，是范章先生1998年时写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目前伊川县人民政府、洛阳范仲淹研究会、台湾范氏宗亲会等单位，正着手集资、拨款修复飨堂、仰止亭、牌坊、石俑，建造碑林、范仲淹纪念馆、后围墙等，不久的将来，这位历史上第一流清官人物的藏玉之地，将成为现代第一流精神文明的教育园地。希望中外贤达，都来关心这件最有意义的事，以求早日实现。”如今，这些文中所涉及的建设项目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还是一张蓝图，我知道这是范章老人一生的梦想，真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萧何

这么快就出来了啊，，，，占个位置。。。。。。。。。先

leao

太多了!没看! [s:574]

刹车

[s:574] [s:574] 河南省政府该给小鱼儿立个牌坊了

舍辽其谁

这么长啊！感觉跟学习英美文化有一拼了 [s:578]

PS到现在才知道龙门石窟是河南的，原来一直以为是西北那边的呢 [s:582]

啸傲乾坤

20楼的哪个古树太漂亮拉!!!!!!!!!!

弧度弧度

觉得河南的男孩子比较大男子主义。

绿色星球

河南为中原大地的腹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应该发掘这方面的潜力，将河南建成中国第一文化大省，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中华文明·！~ [s:608]

橘太郎

生在河南，长在河南。。。感受不到这些。。。
太久远了。。。近一点的历史都远离了这里，留下一片。。。。。。。。

刀俎下的鱼

　　                  袁世凯的终点站

　　知道袁世凯，是从一枚“袁大头”开始的。我把它当作压箱底的宝贝，那是我姥姥给我的。姥姥没有说“袁大头”是坏蛋，也没讲他的好。反正那银元是银做的，就存留了许久。

　　后来，上了学，读了书，渐渐地知道了不少关于袁世凯的信息。袁世凯的一生，过得很颠倒。他从一介布衣一步步爬上大总统的高位，实在聪明得可以；他硬生生地想把国家从共和再拉回专制，也实在糊涂得可以。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说他好话的实在不好找。不过跟随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旧属，却替袁氏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尽瘁先朝，无负民国”，说得他跟个完人似的。真是阶级不同，态度迥异。

　　公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北方下半旗志哀，西南诸省悬旗致庆。袁世凯曾苦恼自语：“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他“息肩”之后，终于被“扶柩回籍，葬我洹上”。

　　掰指头算算，袁世凯撒手人间，已悠悠87年。在决定去安阳探访袁林前，我心意纷乱。要直面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恶名极著的人物，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关于袁氏的千秋功罪，历史已有定论，那我就乐得轻松，不说生平，只谈袁氏的长眠地。比如：墓冢完好乎？袁家子孙还记得他吗？有人去祭祀吗？游客去得多吗？

　　袁林安阳人似乎不陌生

　　2003年3月20日，袁林宽大的铁门紧闭着，铁门外黑压压站满了人。因为正门被堵了，安阳博物馆馆长朱爱芹只好委派一女馆员把记者从侧门引入。谈话间，不断有电话搅扰，弄得朱馆长无法专心回答记者的问题。门外似有人声鼎沸，分明听得远处传来铁门被用力摇动的闷声。

　　后来得知，原来当地正流传着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使得民众以为在安阳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期间，所有旅游场所一律免收门票。一连数日，拥来的人“吓坏”了安阳市各大景点。无奈，各景点只好以各种理由闭门。一位在袁林外等候多时的老大娘，依旧随着众人守候着，希望不定哪一刻突然大门洞开，就进去了。记者陪着渐稀的人群直挨到日头西落，那位大娘最后怏怏地走了。走之前她告诉记者，她已经20多年没看过袁林了。

　　在安阳市问袁林，出租车司机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初到安阳，感觉彰德府(安阳的旧称)人对袁林似乎不陌生。可若详问，便露馅了。

　　又一次去袁林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很热忱地给我侃：“袁世凯在全国有八个墓地，谁知哪个是真的，安阳的墓地八成是真的吧？”哪来的八个袁世凯墓地？我权当左耳朵灌风，右耳朵出了。

　　据说，每年正月十六的庙会，安阳桥(袁林南)附近的村民会折了柏树枝，回去烧了，以图逢凶化吉，治愈百病。如今袁林的树木严禁摘折，便有商贩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成捆的柏枝，在人们赶会时，竞相兜售。这一习俗，与袁林有无瓜葛，不详。

　　我在安阳的几天，正赶上当地政府投资重整袁林神道。在施工现场，民工正在撬运粗石，预备恢复神道中的两座粗石桥。

　　在安阳，我几次欲套出点当地人对袁世凯的看法和认识，不好启口，都作罢了。在安阳，见到或听到的，我都试图强行把其拉扯到与袁的踪迹有瓜葛的层面上。

　　我是想以此证明点什么吗？连我也吃不透自己的心思。

　　袁林与中式墓葬大不相同

　　袁世凯死后，安葬在安阳洹水北岸，洹水也叫安阳河，河水如今还是汪汪的。当年在袁墓的四周，种了4663棵树苗。没被毁的，现在已经长大，可以庇荫一片地了。

　　袁世凯墓地的四边置了6个青石界碑。这6个界碑圈地为林，内占良田138亩，南北长1200米。据说，祭田(当时官方文书的用语)是分别从万感村、清流村、乞伏村等22个自然村的农家买来的，花了2万多银元。买谁家的，买了多少亩，《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列得一清二楚。

　　袁林形制仿明清帝陵，但墓冢则是西式建筑。所有青狮白象、石人石马，造型圆浑、简约不失精工。有碑亭一座，写着“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系袁世凯嫡系徐世昌的手笔。

　　袁林的照壁厚大无比，往神道尽南头一横，就是60余米的身躯。当年，小日本的营地设在袁林附近，日本兵常以此照壁为靶子，砰砰啪啪地练枪法。

　　从外表看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之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墓冢呈半圆状，直径17.33米，系用青石围砌，然后上敷黄土。

　　据说，整个墓台部分，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建造的。

　　袁墓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是它的西式构筑风格。与一般中国墓葬相比，袁墓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掘地落棺木，而是平地建墓圹。墓圹建好后，再像盖房子一样，垒土筑石将墓圹埋掉。当年袁世凯灵柩由北京移到彰德(安阳)，墓工仓促，先建墓圹安置灵柩，并开隧道于左，为袁氏夫人预留备穴。

　　袁林耗时两年耗资75万

　　因袁墓选址在河南，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烈便全权负责督建。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任军中文案。其人有北洋老前辈之称。袁林的建造共耗资75万元，其中国务会议决议由政府拨银币50万，其他是袁的北洋旧属的个人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附有捐款清单，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据说当时民国政府库银奇缺，袁世凯的遗产也不丰，所以安葬袁世凯之时，经费很成问题。移柩典地就用去20余万元。墓地建造银两不敷，田文烈只好向各方求援，于是，袁世凯旧属的几十个大小头目纷纷解囊，工程才得以完成。

　　田文烈督工尽力不说，还不失时代意识。地圹工程竣工后，田在北京为工程剩余部分招标。当时投标者有17家，最后兴隆木厂中标。1917年1月17日，兴隆木厂商人马文盛与墓地工程处范寿铭代表双方签字，订立合同。合同文字不多，点点滴滴都想到了，其责、权、利分得明白，讲得清楚。袁墓工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想必是开了中国帝王将相墓穴建造之先河。

　　袁世凯墓地工程前后用时两年零两个月，其间续修了3次。1918年6月建成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亲临察看。察看中，他又突发一念，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边，添建道碑一座，以示景仰(如今此碑已不在原位，挪到哪里去了，袁林的人也不清楚)。此后，大凡北洋官员乘坐火车路过洹上村站，都要到碑前景仰一番。

　　袁林大致保持完好，其间虽然也有损伤，但也只是伤了表皮，不碍大模样观赏。令人惋惜的是，石人石虎残缺处都是用了水泥修补，违了古建“整旧如旧”的原则，多少有点寒酸。

　　关于袁林建造的具体细节，朱爱芹馆长自谦说知道得也不多。她说曾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袁世凯临终时曾密令儿子，墓地建成之时，见到穿红衣服的人就杀，同时他又专门命令营建墓地的知情者在墓成祭祀时要穿红衣。言毕，我与朱馆长一笑了之。

　　出殡80人为袁世凯抬棺

　　我查阅了1916年6月7日至10日的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多有文章报道袁的弥留之际以及灵柩入殓情状，如袁“弥留前二日，尚批答公牍”，其“精神异常委顿”，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张镇芳及袁家三四个公子均守在身边。当时长公子袁克定眼见到老父亲“蓦然晕倒不省人事”。这些报道还透露，袁的灵柩等当时均在彰德，于是北京方面急电彰德，命令立即送灵柩等进京。

　　传说在58岁那一年(亦即1916年)，袁世凯望着身边的内史夏寿田喃喃地说，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59岁的，恐怕自己也过不了59岁这一关。他还说看到有一颗巨星陨落了，这是他生平所见的第二次。他说，第一次巨星陨落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他自己的身上。说这番话时，他的脸色已经白得像一张纸。

　　不久，他真的就去了(患尿毒症致死)。1916年6月7日袁的遗体入殓时，头戴天平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还是个“皇帝”的模样。同一天，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27天。6月28日由居仁堂出殡时，动用了80人为袁世凯抬棺。同时，北京城内各庙宇都被要求撞钟一百零一下。袁的灵柩经过之处，一律军警戒严，交通断绝。袁的亲朋故旧和清室代表以及各国公使一路相送到前门外火车站。鸣礼炮一百零一下后，运载袁世凯灵柩的专车沿京汉铁路南下。一路上专车不断停车受祭。6月29日，专车到达彰德站。

　　袁墓的选址，主要是袁家人的意思。墓地所在地离洹上村一公里。修墓时，北京政府命有关方面派了两营兵负责守卫。

　　87年后，一位彰德老汉还在念叨：“袁世凯墓可是吉穴呀，它脚蹬水，头枕山。”他说，那水指的是洹河，山是指韩岭。韩岭据说是汉将韩信认干娘的地方。

　　祭奠袁家骝三赴袁林

　　太平村的李金玉老汉说，我小时候就见过有人在墓台上伏地大哭，长跪不起。那大哭的是袁家后代还是北洋旧臣，老汉就不知了。

　　1997年7月18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先生在袁林说过这样的话：“他(指袁世凯)的老部下常常来吊祭，我陪祭。记得一次他们来墓地，号啕大哭，给我印象很深。”袁家骝是袁世凯之孙，袁家二公子袁克文的儿子。1949年之后，他先后到过袁林3次。袁家骝来袁林的时候，安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史军红曾经陪同过他。史军红是个有心人，她把袁家骝在袁林时说的话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史军红很快地从办公室的写字桌上找到了那个笔记本。她一边慢慢地给我念袁家骝的话，一边描述袁家骝来袁林时的一些情景。她记得很清楚，讲得很生动，好像说的是昨天的事——

　　他(袁家骝)一踏进门，就显得有些激动：“还记得，还记得，我13岁才离开彰德，老样子。”

　　袁家骝的个子很高，是一位很和蔼的老人。他说：“我第一次回国，黄华大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去看祖父的墓。去国内的其他地方都准，就这个没说准，也没说不准。后来在北京，周恩来接见我们，他问，听说你们要去安阳看看，好，那么你们就去吧。1973年，我第一次来这里。第二次来，是何竹康省长陪的，当时好像石人石马都恢复了。”

　　最后一次来，袁家骝待了两个小时。这一次我基本上不用给他讲了。那时两个袁世凯生平展室都开了，袁家骝看到祖父的照片，目光很虔诚很激动，他特意在祖父一张身着戎装的照片前留影。

　　袁家骝2003年2月11日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史军红是从《人民日报》上获知的。她把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了下来。那篇文章中，有袁家骝的生平：袁家骝1912年4月5日出生于河南安阳县，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年赴美深造，1940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

　　今年2月19日，袁家骝安葬于北京八宝山，他生前的一句话，感动了许多人：“我所做的一切，都因为我热爱中国，我对中国的爱永不褪色。”

　　今年3月中旬，史军红意外地收到了袁萌临的信函。袁萌临在信中表示，希望再赴彰德。袁萌临是袁家骝的侄子，袁克定的孙子。

　　袁萌临与史军红的相识，还要从2001年5月1日说起。那日，史军红正在袁林门口坐着，来了一老人，买了一张票进来。史军红上前询问要不要导游，老人却问：“你是彰德府人吗？” “他的口气很洋，很老外的样子，挺认真的。”史军红当时就估摸着这位老人必与安阳有些关联，“老人很爽快地付了导游费。我陪他走了两三个小时，他很用心地听我讲。在袁世凯生平展室里，他听到有一个游客随口‘指摘’了一句袁世凯，马上一脸不高兴，嘴里嘀嘀咕咕，估计是嫌对方说话粗了。”

　　临走时，这位老人才说明自己是袁家后裔。那天中午，袁林管理部门特意请他吃了一顿地道的安阳菜，令老人激动不已。据说，袁萌临早年也去了美国，现被邀暂在北京大学任教。

　　这是目前，有姓有名来看袁林的袁世凯后人。

　　余音最隆重的一次公祭

　　袁家最隆重的一次公祭仪式是在袁世凯墓落成后的1918年6月14日。当时的公祭仪式媒体多有报道，不过我手头现有的资料中，只有南方几家报纸所登的消息类小文。从自己做记者的体验可以推断，这些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这一重大新闻发生时并没有“机会”到现场。因此，这些报纸所发表的文字政治倾向性明显，却没有公祭仪式的描写。

　　当时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在向上呈报的公文中，倒是预先对祭祀仪式作了周密的规划——公祭由各级官员和袁的家人参加；官员一律穿制服，“文东武西”站立，北向脱帽肃立；读罢祭文之后，在音乐声中，众人要焚香敬酒，在墓台前三鞠躬。这是规划，至于“实况”是怎样的，因为无文献可征，就不好说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南方的骂声隐隐可闻，但袁世凯的身后事办得还是很像个样子的。

　　据说当时的河南政府制定过“岁岁祭祀”的文本，并以十顷祭田的年收入作为年祭的支出。不过因为此后时局不断变化，这个“岁岁祭祀”的计划估计并没有被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

　　到了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袁世凯在安阳的遗产多被充公，洹上村的养寿园被改做河南省第二高中校址，袁林殿堂和配房为一家针织厂所用。

　　养寿园：无迹可寻

　　民国之后废府留县，彰德府改作安阳县。虽然地名改了，但直到如今，彰德府还是老安阳人时常挂在嘴边的雅词。说实话，我也偏爱“彰德府”这个名字。也说不出太多的原因，只是觉得读起来比“安阳”有味。

　　在安阳时，我一直近乎偏执地相信，洹水之滨准有让袁世凯难以割舍的东西，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归葬这个并不是其出生地的地方。

　　相信摄政王载沣借口袁世凯“患足疾”勒令他“开缺回籍养疴”的故事，无人不晓。1909年6月，袁世凯回到彰德，在洹上村建起了一座别墅，名之为“养寿园”。很久以来，我一直对袁世凯的那张“蓑笠垂钓图”印象深刻。这张照片总让人联想到姜子牙“愿者上钩”的深意。直到这次带着任务去安阳采访，才明白那是样子活儿，是特意摆给清室看的。蓑笠垂钓处就在养寿园内。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特意邀请天津某照相馆到彰德为他拍了这张照片，随后送到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袁世凯在养寿园内苦苦熬了三年。终于武昌事起，袁世凯熬来了盼望已久的机会。

　　明明知道养寿园已被拆毁，无迹可寻，我还是执意想看上一眼。我搭乘出租车，一路打探养寿园的所在。问来问去，问得出租车司机都有点烦了。

　　当年，安阳人曾经十分起劲地去拆袁家的旧宅。他们的干劲很大，效率很高，很快就把养寿园拆得尸骨无存。在安阳，我曾经对养寿园的被毁耿耿于怀，但很快就释然了。当时被拆毁的何止是一个小小的养寿园？那么漂亮的北京古城墙，不是也拆了吗？

　　像北京人为拆毁古城墙无比懊悔一样，如今的安阳人也对拆毁养寿园追悔莫及。据说，今天的安阳官方有意在其原址重建养寿园。

　　先是干劲冲天地去拆，然后是长吁短叹地后悔，再然后是吭哧吭哧地重建——这样的流程，让人心酸。

　　在安阳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洹上村的名字。据知情人介绍，它的原址在现在的安阳市民航路西侧。这里往西是京广铁路，南边紧临洹水，与史载相符。在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大门前，我随便寻了人就问，三人之中有两人作了肯定回答。我由此相信，自己当时就站在养寿园的旧址之上。但斯时斯地的场景，已经丝毫勾不起怀古的冲动。

　　我和临街住的王凤忠老人路遇。今年77岁的王凤忠老人说，袁家旧宅门朝南，有围墙，里面还有养鱼池。我没有继续深问，这就足够了。

　　袁家小宅：扑朔迷离

　　我的兴趣转移到袁家小宅上。在安阳，不止一次地有当地人给我提及此处。一位不知姓名的出租车司机，把我领到了三道街。他说，那里有袁世凯九姨太刘氏的住所。

　　三道街南北走向，在安阳老城区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巷。那出租车司机真好，直把车停到袁家小宅门前。那是一个偏开门的四合院，外墙的青砖斑斑驳驳，没错，是老房。院内四棵树，各霸了一角，树冠绞缠，将小院荫蔽得严严实实。见有陌生人来，三四个中年男子围拢过来瞧稀罕。后来记者得知，他们都是安阳市民政塑料厂的职工。

　　其实，当时我的关注点不在那几棵树上，不知怎么他们说着说着就为这四棵榕树叫起屈来：“瞧瞧，虫把这树都蛀成啥样了，法都使尽了，就是不见好转。”“你是报社的，就给这几棵树呼吁呼吁。”那树的确病得不轻，虫洞满躯。

　　院内的房子中，都摆了桌椅，成了厂区办公室。房子都是雕梁画栋的，只是已褪没了颜色。房舍的大形制是中式的，门窗是西式的，大大的，较一般的旧建筑要敞亮。最引人之处是院子一侧的绣楼，两层，有楼梯可上，门却紧闭着。

　　这座袁家小宅的沿革史，厂里的人只能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这里是部队的招待所。招待所随部队调防后，这个院子就交给了塑料厂。那位送我来的司机好像懂得还多些，他说，出了四合院再往北走还有老房子。他边说边领路，最后一堵大墙挡住了我们。

　　后来，我向《安阳考释》的作者张之先生求教。他笑笑说，几年前，文物部门就向他打听过袁家小宅的事。他托三道街附近的熟人问了，说一个老人知道。谁知见了那老人，他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张之先生说：“可能是顾忌什么？弄不懂。”

　　那座绣楼到底是谁住的？九姨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50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个姨太太。九姨太刘氏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若这小四合院当真为九姨太刘氏的小宅，那绣楼也许是仪祯的闺房吧？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的儿孙总和达79人。在袁林展室，有一张袁世凯与子孙的合影照。合影照上的人有着礼服的、有穿戎装的。如今，袁家的后人数量众多，活跃在国内外。他们中有不少人成就不凡，比如前文提到的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先生。

　　寻访：遭遇热情村民

　　一直觉得守墓人挺神秘的，尤其是大人物的坟墓。袁世凯的墓冢想必也该有些说头，在未去安阳前，我就在揣摩：袁林总该有一个守墓的吧？不然那些善使“洛阳铲”的盗墓者不早就蹂躏了它？在我的脑海里深烙着一个概念——十墓九盗。盗墓贼都是三头六臂、来无踪去无影的高手，那么守墓人至少也得是会使一两下棍棒的武林中人吧。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找到袁林的守墓人后裔——殷家。

　　殷家就在袁林前的太平村，袁林管理处也即安阳博物馆的馆长朱爱芹告诉了我。站在袁林的大铁门内，就能看见太平村了，一色米黄的农舍。

　　那天从袁林出来，日头已西落。我独自在村头走过去折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拦人盘问(恕我用词不当)：“你知道袁林守墓人殷家在哪儿住吗？”

　　半个小时后，我遇到了关凤文。关凤文的吐字不是很清楚，他说他知道我打探的人，不就是殷百俭吗。我跟着他进了太平村的小巷，没几步就到了殷家。关凤文对着一铁门喊了数声，不闻人应。

　　关凤文说，老殷可能在他大妞家盖房子，还没回来。他每天晚上都回来，你明儿一大早来堵他吧。听到有外乡人的声音，四五个村民就围拢过来。问明记者来意后，他们竞相唠起他们记忆中的袁林(凑巧遇到的都是老者)。

　　他们说：“这庄看袁墓的，除了殷家，还有张才、李兆成、李明进家的上辈儿。”

　　李金玉老汉说：“袁克定来袁林那场子事，我亲眼见了，他当时就是这样一拐一瘸地。”他边说边模仿袁家大公子的走路动作(学得很认真，我相信了他的所见)。

　　“牌楼门前，还站了一排士兵，腰杆子笔挺笔挺的，一点也不含糊。”至于后来袁大公子是怎么祭祀的以及那场子事的年代，他已记不清了。

　　关凤文有点打擂台的意味，赶忙叙述他的不俗阅历：“我见过毛主席！”他指着不远处的路边说：“我就在路那厢蹲着，毛主席就站在桥上，周围跟了许多人。我记得可清楚了，毛主席穿了件灰色衣服……我小呗，没人管我，村里其他人都不让出门。”

　　关说的假如不错的话，应该是1952年11月1日的事。毛泽东来安阳到袁林的那一次，是1949年之后一直到今天，领袖级人物唯一一次到袁林。当时有人给主席反映说有人想炸掉袁墓，毛主席听后以为不妥，讲道：要把袁林保护起来，教育后人。

　　如今，在袁林主殿景仁堂后门的石台阶上，还放置着一个牌子，讲的就是这码子事。

　　在太平村老一辈人的回忆中，多数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都成了支离破碎的故事。他们还记得，日本人在时，袁林的西边建了军用机场。

　　我还从老人的述说中，知道殷家的祖辈不是彰德府人(老安阳人对安阳的习惯称谓)，是从内黄逃荒来的，殷家人也不会武功。

　　追忆：殷百俭讲述先辈守墓生活

　　在没有见到殷百俭之前，我已经不指望他能把一切说得清楚，见一面足够了。

　　第二天，在孙家庙村头的一片工地里，我很快就找到了殷百俭。当时，他正在他大女儿家的新房工地上忙碌。

　　我与殷百俭并肩坐下来，面朝着工地。当时我的问话是没有次序的，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后来在整理记录时，我觉得好像遗漏了一些问题。但我还是十分庆幸，关于袁林的过去，关于袁林最后的守墓人，我们毕竟倾听到了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追忆——

　　我老家是内黄县东庄集野庄村，我爷那辈子从老家要饭而来，落脚在太平村村北头。因为是外乡人，没有钱置地，日子可能不大好过。袁家人是怎么找到我爷、我爸的，说不清楚。那时，袁家在安阳有人，找我家商量的，说是袁家十七少爷。他说：“你家看墓，那里(指袁林界石内)有闲地，你们可以种地，也就不再另给钱了。”

　　当时，一块儿谈妥的还有张家、刘家、李家，东街村也有一家。具体年月记不住了。我家就寄住在青石桥东边三间旧房里，那房解放后扒了。

　　过去的袁林，没有围墙，四处敞着。我爸(殷长友)白天没事就走走看看，扫扫院落，给殿堂内的器皿掸掸灰什么的。一挨黑，我爸就到享堂(景仁堂)睡。

　　我记得很清楚，景仁堂前曾经有块大白玉石，南北长2米，东西宽1.5米，上坟时，人总要在玉石板上跺跺脚。在安阳解放之前，袁家人时常上坟。碰到邻近的人家，袁家人还散发些银钱。堂内原来都做了吊顶，是不露房梁的。现在袁林的围墙和中轴两厢的一些房子都是以后又盖的。袁林大模样没怎么变。要说毁也毁过，毁得最多的是树木。小日本往东扩建飞机场时，毁掉了一些柏树。袁家人知道后，来与日本人交涉过，什么说法我也不知道。安阳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修筑防御工事，把树砍了许多，没人能拦着。

　　袁林没被盗过。国民党的队伍想“发洋财”，挖过，挖不开，还用洋锹撬过(他偶尔会用些老词汇)。可能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顾忌，最后撤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红卫兵扬言要炸袁坟，没炸成……

　　解放后我家就不再看墓，政府管了。

　　听邻里讲，殷百俭从滑翔学校水电工的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五孩接了班。退休月薪600多元，平时没事，老人就弄点蔬菜到街市去卖。

　　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我没有打算向殷百俭老人讨教，那样会为难他的。不过，他倒说得实在：“听上辈人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不大知道他的情况，我家看墓只是为了生存。”

　　像祖辈人那样，殷百俭一直没离开袁林。从他在太平村的老宅中出来，走不了几步，就能望见袁林牌楼门了。

　　殷家受袁家委托看护袁墓的细节，不见诸任何文史资料，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但袁林周边居住的老人都还认这档子事。殷百俭的追忆虽说有一搭没一搭，像散落的珠子难以重新穿在一起，但它对于今人了解袁林的历史沿革还是有裨益的。

　　相关资料表明，袁林落成后，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了董理社，以保护管理袁林。董理社当时设有墓地管理员，雇用司事2人、打扫夫役12人。从《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知悉，当时袁墓管理员的月薪是60元，司事是20元，夫头是12元，夫役是7元。而殷家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据关凤文讲，殷家种的祭田，就在袁林的神道东侧，紧邻着太平村西边，很长一溜。由此可以推测，殷家应该不是董理社雇用的夫役。可能的情况是，北洋政府垮台以后，董理社不复存在，袁家只得自想办法，就找来了殷家等几户贫民来看护袁墓。于是，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殷家等几户贫民就成了袁世凯的守墓人。

刀俎下的鱼

                                   二七商圈寻根德化街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在郑州二七商圈，商战的硝烟味又让人觉得有点呛鼻子了。

　　国内商业巨头进军中原，大红色的五彩购物广场在喧嚣中变成了赭红色的北京华联；众多商界大腕在“汇龙城”吹响集合哨，新的巨无霸呼之欲出；雄踞二七商圈龙头地位的金博大为保第一连出杀招，让利活动如火如荼；郑州华联商厦等老牌劲旅也不甘示弱，开始重整旗鼓，“改换门庭”……

　　行走在二七广场，每时每刻仿佛都能看到钞票在打着旋儿飞舞，分分秒秒仿佛都可以听到银子哗哗啦啦跳动的清脆声响。寸土寸金，流金淌银。在这里，涌上心头的，只能是这两个词。

　　那么，这个寸土寸金、流金淌银的二七商圈，它的根又在哪里呢？郑州的老商业都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这个根，就在二七商圈的南面——德化街。

　　现场三老人怀旧德化街

　　公元2002年10月25日上午9时，微微的冷风中，年届72岁的李海振老人来到正在改造中的德化街上。和他结伴而来的，还有72岁的冯振华老人和71岁的白明甫老人。听说德化街要改成步行街，将建成郑州现代化的商贸一条街，三位老人相约来到这里，与老德化街告个别。

　　李海振、冯振华、白明甫三位老人，都是建国前就已在德化街当学徒、在德化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

　　几十年恍若弹指。站在德化街北口，三位老人感慨良多。

　　一座城市总有代表这座城市的物事，城兴与城衰，总不免在这样的物事上表现出来。

　　城改造了，城变化了，城发展了，过去的物事自自然然地生自自然然地死，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总也不至于大惊小怪，但对于亲身经历过城市物事变迁、沧桑沉浮的人来说，其感觉大不一样。

　　尽管改造工程还没有竣工，但与过去相比，它已显出了现代的气息。宽敞的大道，崭新而别致的建筑，盏盏惹眼的街灯，路边供人休闲健身的体育器材……

　　“哪里还有老德化街的影子？”白明甫老人仔细地寻觅着地面，仿佛要穿过那一块块地砖找回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德化街。

　　冯振华老人说：“解放前，德化街最高的楼只有两层，路是黄土石子路，没有路灯，警察也只有一个，吃水都是靠挑或者买。”

　　冯振华还记得当学徒时的情景，那时候用的是“洋油灯”，晚上加班时要擦灯罩，到第二天照镜子一看，两个鼻孔都被烟熏黑了。

　　“这儿原先是三益场百货店。”

　　“这儿原先是同仁堂。”

　　“这儿原先是华美工艺社！”

　　老人们走着说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冰糖——葫芦串儿——”李海振老人说，它耳边常常响着一位在老德化街做生意的老婆婆充满韵味的叫卖声。

　　缘起

　　陈巡抚郑州辟商埠

　　冯振华老人说，但凡郑州人，哪怕是小孩子，没有不知道德化街的；外地人来逛郑州，大多也少不了到德化街一游。多少年以来，德化街在郑州的地位，犹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

　　然而，今天如此显赫的德化街，在100年前，它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荒地。德化街的从无到有，与一个名叫陈龙的河南巡抚大有关系。

　　公元1905年，当时的河南巡抚陈龙奏请清政府批准，将郑州辟为商埠，并在郑州车站周围规划街道，动工修建商埠区。于是，德化街有了出现的理由。

　　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的陈巡抚大概不会料到，由于他的一纸奏章，出现了这么一条名传中原的商街，奠定了郑州商贸城的最初基础。

　　起步惠仁街到德化街

　　据老人们说，现在德化街所在的位置，原是一片荒地，名叫野鸡岗。它之所以后来成为一条街，除了巡抚陈龙，也离不了铁路在这里的兴建。

　　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开始修筑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3月，郑州车站建成。当时苑陵街以南叫“天中里”，苑陵街以北叫“惠仁街”，“惠仁街”就是德化街的前身。1905年，郑州辟为商埠之后，这里开始形成街道雏形。

　　不久，陇海铁路通车，与1897年修筑的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相交于郑州老城以西。交通的便利，给郑州带来了无限商机。因为临近火车站，惠仁街逐渐成为各方商旅的中转地和附近各县货物的集散地。后来旅栈、货栈等相继出现，老城中一些较大的商号也陆续迁到这里。由于发音的关系，有人把“惠仁街”叫成“毁人街”。惠仁街上的商户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吉利，一致要求另取一街名。1916年，前清举人、惠仁街主要的房产业主刘帮骥和几位富商议定，正式把惠仁街改名为德化街。

　　所谓“德化”，就是以道德感化世人。德化街北起中外闻名的“二七纪念塔”所在地——二七广场，南至大同路口与钱塘路相接，长不到800米，宽不过10米。就是这条又短又窄的小街，却集聚着21个行业共85个商业单位，有1600多名职工。鼎盛时期，这里每天接待顾客约8万多人次，年销售额达3亿多元。

　　德化街开始名声大噪，大概始于1930年前后。当时，省内外一些有名气的绸缎、医药、百货、客栈、饮食店铺纷纷迁入，德化街开始呈现商贾云集、繁华兴旺的景象。

　　对郑州商业变迁十分熟悉的廉春荣老人说，在当时，尽管德化街依然是一条黄土石子马路，“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但已经有了小有天饭店、鸿盛久布店、精华眼镜行、三友鞋店等几家有名气的商号。每天从早到晚，街上卖当者、乞讨者、流浪者成群结队，来来往往。在德化街北口附近，在老坟岗(如今的金博大城)，还形成了郑州的“小天桥”，“推车儿的、担担儿的、卖饭的、说书的、唱段儿的”以及妓院，三教九流汇集于此。按老辈儿人的说法，那时候的德化街已经是天天都像赶会，天天都是过节。

　　发展郑州的“南京路”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经过工商业改造，德化街开始真正繁荣起来。据资料记载，德化街的商户和经营品种在解放后发展迅速，经营品种由过去的800多种发展到4000多种。这里不仅有大江南北的丝绸、呢料、服装、百货，全国各地的皮毛、花布、水果、干货等，还有全省的优质产品花生片、珍珠粉酥糖、邙山牌蛋松果以及新郑大枣、荥阳柿饼、武陟油茶面等著名土特产品。当时德化街有时货店23家，钟表店20家，医药店14家，布店23家，鞋业店6家，加上图书、理发、照相、浴池等，共有商户120多家，成为郑州市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德化街更是被称为郑州的“南京路”。

　　除了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就像燕庄人自豪于毛泽东主席曾经到燕庄视察过麦田一样，老德化街人也自豪于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在德化街吃过饭。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曾到德化街视察工作。

　　街不大，可来过不少大人物哩！

　　1969年，德化街曾经大兴土木。当然，那次工程不同于现在的步行街改造。当年3月，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为防止空中袭击，德化街各个单位大挖防空洞。从1969年开始，经过两年施工，工程基本建成。当时的防空洞类似于早期地道，砖混结构，洞宽1.68米，高2米，从洞底到地面大概7～10米。如今，这些防空洞都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人物·一老德化街人：前尘往事成云烟

　　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城市的兴衰，甚至一条街道的变化也都关乎着一个个人的命运遭际。

　　德化街的历史太短，区区百年而已，但就是这短短的百年时间，已足以让许多老德化街人积聚起悠悠的痴情。2001年，德化街改造工程开始，老德化街消失于隆隆的推土机声里，一些老德化街名店也随之陨落尘埃。那一刻，一些老德化街人流出了眼泪。

　　推土机隆隆开动的时候，83岁的王礼正静静地坐在离德化街不到两公里的工人新村的家里。老人痴痴地盯视着远方，他在想些什么？

　　20世纪30年代的王礼正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有钱而受批斗；60年代的王礼正也绝对不会想到，80年代以后，有一批人会比别人先富起来。王礼正曾经是德化街的富人，在当时的郑州也算是个很富的人。

　　50岁以上的老郑州大多记得，德化街最大的一家货栈名叫华美工艺社。这家货栈成立于民国22年，也就是1933年，创始人是从江苏南京来的王履之。

　　当年的华美工艺社有两层楼，是德化街最高的建筑，也是王家的荣耀。华美工艺社有三间店面，主要经营化妆品的制造和零售，主要货品有生发油、头蜡、香水、香粉和雪花膏，还有干电池。当年的华美工艺社是郑州最早的化妆品店，每天生意兴隆，雪花膏都是用秤称着论斤卖。每到商品热销季节，郑州市民都到华美工艺社排队购买。

　　王礼正的太太叶秀英也已80岁高龄。回忆起往事，叶秀英老人感慨万千。她告诉记者，解放前，王礼正的父亲掌管着华美工艺社，那个时候华美的货品都是自产自销。

　　当时，华美工艺社的掌柜王履之专门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媳妇站柜台。很多人说，华美是名副其实的“美”，因为站柜台的王家两个儿媳妇整天穿着旗袍，十分漂亮，这也成了华美所经营的化妆品的活广告。说到这里，叶秀英老人十分自豪。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华美工艺社是郑州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的店铺。“抗美援朝”期间，华美工艺社改名为华华百货商店，隶属于国营的郑州市百货公司，经营方式也由以前的自产自销改为零售日用百货。新的华华百货商店人事由公方经理统一安排，有20多名职工，王礼正成为新店铺的副经理。后来华华百货商店并入德化街百货商店，旧址则改为钟表眼镜专业店。

　　因为曾经有钱，1957年，王礼正被打成右派，后被送往郑州市郊的宋庄参加劳动10个月左右。随后，叶秀英也因为自己的一个哥哥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台湾而受到牵连。两年多之后，王礼正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在德化街百货商店做了一名普通店员，直到1980年退休。而德化街百货商店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称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旧址上的钟表眼镜专业店也于1967年拆掉。在这段日子里，王礼正和叶秀英两人拉扯着8个孩子，每月仅靠王礼正24元的工资以及叶秀英每天给人打零工、洗衣服挣的钱困苦而坚强地活着。由大富大贵到社会底层，个中滋味也只有两位老人清楚了。

　　人老了，所有的一切都成过眼云烟。谈话中，两位老人不时地微笑对视。

　　人物二新德化街人：我的未来不是梦

　　每每站在父亲李钦殿的遗像前，李雅娟便会潸然泪下。她常常会想起父亲临终的遗言：“娟，回到德化街，把精华眼镜店的牌子拾起来！”

　　“货真价实不虚传，精华眼镜誉河南”。这是当年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对郑州德化街“精华眼镜行”的赞语。那时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慕名前来精华眼镜行配制石头镜，店老板李竹轩亲自动手为其选料配制。顾祝同戴上一试，镜架、镜框协调得体，镜片色调柔和，顿觉心旷神怡。欣喜之余，顾祝同遂提笔挥毫留下这两句话。顾祝同的题字使精华眼镜行名声大振，生意更加红火起来。

　　老字号精华眼镜行，位于老德化街北口，是郑、汴、洛三市钟表眼镜店的元老之一。该店始建于民国19年，创办人李竹轩，河南巩县人。李竹轩原在开封“和鸣斋”经营眼镜生意，后听友人讲德化街是个经商的好地方，遂于同年3月迁址郑州。

　　起什么店号呢？李在开封的好友、河南著名书法家陈玉璋建议说：“店名取‘精华’二字为好，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思。”李竹轩欣然同意，陈玉璋即兴挥笔。就这样，李竹轩花费价值200袋面粉的钢洋，用红木做成一块“精华眼镜行”的金字匾，在德化街竖起来了，这是郑州市第一家屈光验光眼镜行。刚开始，店里只有李竹轩和他的侄子李钦殿及一名徒弟三个人。

　　当时，精华眼镜行因能验光配镜，在中原地区颇有声望。抗战胜利后，李钦殿成为“精华”第二任经理，他提出“货真价实树信誉，精工配制促赢利”的宗旨。同时，精华眼镜行对售出的眼镜凡屈光不正和其他毛病，凭单据一律免费维修。因此，省内外顾客络绎不绝，日销售额曾高达300银元。当时的河南省省长刘茂恩见“精华”生意越做越大，便提出参股投资，但被李钦殿婉言谢绝了。

　　解放后，“精华”发展到30多人，并建起一个眼镜小工厂。1955年公私合营后，精华眼镜行成为国营企业。“文革”期间，精华眼镜行横匾被砸，顾祝同的题字被烧。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在精华眼镜行原址盖起一座五层大楼，改名为郑州钟表眼镜专业店。现在这个店有140人，营业面积2400平方米，经营品种5000余种，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是全国营业面积最大的钟表眼镜专业店。

　　何时重振父辈的辉煌，何时让“精华”再度成为耀眼的新星？李雅娟无时不在想着这件事。2001年10月，她在纬二路重新开办了精华眼镜店。“真品，真价，真情”，是她自己对该店的定位，她相信，凭技术她能够让老店走下去。

　　德化街还存在的老店，有现如今改作仟禧堂的同仁堂药店。通过竞聘上岗的店长张娜，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难得的成熟和智慧。她说，1918年同仁堂就已经在德化街了，此后一直存在在这里。前辈同仁堂人在郑州人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相信自己这一代不会输给前人。“只有一万放心，没有万一失误”，她相信，只要笃守信用，把顾客当朋友(而不是上帝)，他们会做得更好。

　　已经颇有名气的德化街后起之秀——豫华琴行的职工惠娜说，很多人都在盼德化街开街，在家里，她的家人也常常会问起她何时开业。她相信，这里会是个“淘金”的好地方。

　　老德化街理念顾客就是财神

　　虽然离正式开放还有一段时日，但一些性急的商户已经开始入驻新的德化街。我们沿街漫步，随意走进一个个装修华丽的店铺，但在有些店铺里，我们不仅没有找到“上帝”的感觉，反倒感到莫名的尴尬——店员那眼神冷冷的，仿佛在说：“你们会买东西吗？”

　　“老德化街的老板们，可都是些生意精！他们把生意都做到人心里了！”在一个店里受了冷落后，曾经在德化街做过店员的白明甫老人无限感慨。

　　白明甫老人介绍说，在老德化街，商号中一般有经理、副理、采购、柜先儿、柜头、营业员、跑外柜、学徒工等。商号里从上到下，大家不把顾客叫上帝，而是叫财神。看见顾客进店，店里立马人人点头哈腰，笑脸相迎。

　　在私营商号中，营业员不会随便放走一个顾客。比如一个顾客要买黑布，店里一共有三种黑布，营业员就先拿出一块不太黑的；如果顾客摇头，营业员就拿出一块比前一块黑的；如果还不行，营业员就拿出第三块，其实营业员明知这第三块布不如前两块，但摆到柜台上后，营业员有意把三块布重叠摆放，使得中间一块布显得特别黑；如果顾客仍不想买，这时柜头就会出面，让营业员去仓库拿(其实，仓库的黑布和这三块一样)，有经验的营业员便去仓库拿一匹黑布和一匹红布来，这样黑、红一配，黑布添了不少光彩，顾客便买了。

　　如果店里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顾客，伙计就会让到后堂，由经理或副理、柜头亲自接待，货也拿到后堂挑选。有人当时不付款，让店里派人去取，这时经理便派精明的徒弟拿着包好的商品，把货送到，收回货款。对于大宗的批发顾客，店家更加优待，会派专人接待，一般要先安排住宿，接着是陪同洗澡、下馆子、看戏等。

　　71岁的白明甫老人，解放前是德化街精华眼镜行的学徒，德化街是他走进商界的第一步。他说，见证了新旧两个时代，他悟出一个道理，不管什么时候，做生意都要讲诚信，对顾客好，对员工好，这样才有活路。

　　老德化街谚语百年商业哲理

　　在老德化街的商人中间，流传着许多饱含商业哲理的谚语。比如，“宁可少品种，不进隔夜愁”，意思是说不能跟风，看别人的东西卖得好就盲目跟风，等到自己进回货来往往成了“隔夜愁”。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即在看准了市场趋势的情况下，别人不敢进的货，自己要大胆进；而别人向自己要的货决不惜售，决不搞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多，人多我早”。抓早、抓好、抓缺，乃生意取胜的关键。

　　“未曾入手，先看出手”。即进货前，先预测销路。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指商品贵时，要预测到有无贱的可能，在贱时要看到贵的可能。

　　“要想多卖钱，就得货色全”。要多赚钱，首先要货物多，所谓货卖一堆山，就是指货架、柜台要丰满；其次是货要全，有大宗货也有高档货，有畅销货也有冷门货。

　　“货卖一张皮”。指重视商品包装。

　　“勤进快销”。旧商人十分注意每次进货要批量适当，其好处一是减少占压资金，加速资金周转。二是投石问路，防止积压。三是船轻调头快。所谓快销，即出手要快，有利就卖才能多赚钱。

　　此外，还有“和气能招千里客”，“美言成交易，信誉招千金”，“不怕卖不掉，就怕话不到”，“三分生意，七分仁义”， “做生意三件宝：伙计、门面、信誉好”等商业谚语。

　　老德化街血泪贪官恶霸横行

　　72岁的李海振老人说，在解放前的老德化街，生意很不好做。要想把生意做好，必须买通恶霸尚滋干(曾任国民党郑州便衣队长、稽查处长、保密局豫站少校情报联络员等职，1950年9月30日被郑州市人民政府镇压)、陈耀龙，另外，还得买通警察、工商、保长、甲长，甚至连电业局都得买通，否则，你很难生存。

　　“过去啊，办事认钱不认人！谁给钱保护谁！”老人说，比如交通警，当时没有交通规则，一切都是交通警说了算。哪家不给他钱，交通警就不让哪家的车往街里进。而电业局更绝，你要不上供，他就把你的电给停了。

　　李海振老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一次，一家布店着火了，当时紧挨着这家布店的南洋百货店老板害怕大火殃及自己，就派人把上百的现洋塞给消防队长。正救火的消防队长接钱后立马下令掉转水龙头，将水龙头对准南洋百货店没着火的墙猛浇，眼睁睁看着着火的布店化为灰烬。

　　冯振华老人也说，过去，在德化街，店老板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可以待学徒像亲兄弟，坏的则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杀人。1951年3月10日，恒大电科行店员张满场，因检举揭发店主李玉成等人的不法行为，惨遭杀害。

　　历史是公正的。

　　时至今日，尚滋干等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老德化街大部分商人奉行的诚信经商原则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新德化街悬念辉煌能否重现

　　对于德化街来说，2000年是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8月，郑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将德化街建成商业步行街的批复》(郑政文?2000?186号)。于是，德化街开始新一轮的跨越。

　　按照新的规划，德化步行商业街规划范围为北起二七广场，南至大同路，同时包括西侧的苑陵街，全长约600米。

　　走进即将正式开放的新德化街你可以看到，沿街新建建筑均控制在3～4层的高度，高低错落有致；沿街1～2层的外立面全部采用花岗岩贴面，层次丰富，质感好，表现力强；新建筑和老建筑的房顶一律采用坡顶结构，风格统一，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与地方特色、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道路是步行商业街的脸面。新德化街的路面均采用花岗岩铺设，街道的入口处设置有标志性建筑，路中间辟出2～3米放置雕塑、石椅等设施，形成一条绿色文化休闲长廊。新德化街的灯光分三个层次，一是路面照明(地灯)，二是街道照明、建筑照明、绿化照明，三是空中照明(霓虹灯、激光)。三个层次的灯光共同营造出夜间步行街流光溢彩、繁华热闹的氛围。

　　开放后的德化街，将是一条美丽的街。

　　那么这条美丽的街道能不能重现昔日客商云集、流金淌银的繁华景象？能不能再次登上郑州商业的潮头浪尖？

　　20世纪初，当德化街出现时，周围尚是一片荒地；30年代，外来客商纷纷抢滩德化街时，郑州像样的街道除了德化街外，只有一条大同路；50年代，德化街在郑州风光无限之时，郑州市民购物可供选择的地方不外乎两处，德化街和百货楼。

　　20世纪80年代以后，郑州综合性的百货商场越来越多，紫荆山、亚细亚、华联，一直到后来的丹尼斯、金博大，商场越开越大，也越来越豪华。除了综合性的商场，郑州还出现了银基、鞋城等大型专业批发市场。相对来说，多年来变化不大的德化街对购物者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小了。

　　形势逼人。于是，步行街的规划应运而生，德化街走上再生之路。

　　有关专家认为，在郑州商界，改为步行街后的新德化街肯定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将成为郑州新的景观购物街，但德化街要找回往日那种惟我独尊的地位，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时代已经前进得太多太多了。

　　德化街孵化了郑州的现代商业，而郑州现代商业又把德化街拉下了惟我独尊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历史。

　　惟我独尊，已经不再可能；一方诸侯，将是德化街的现实归宿。

　　过去的100年间，德化街给了郑州人太多的欢乐和美丽。

　　但愿明天的明天，德化街依然能给予我们激情和梦想。